《雅和颂·烈烈》 

　　文/吴琦 图/前波画廊提供

　　在没有相机的年代，西周、春秋的古人留下了一部《诗经》。在相机泛滥的今天，摄影师塔可[微博]把《诗经》拍成了照片。

　　《诗经》是诗，也可以是画，诗句入画亦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说，诗与画都是想象的产物。“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样的句子来自具体的人与风景，却又和具体无关，在时间的加持之下，历经两千年的流传，更是幻化成为意象，成为典故，在不断的诵读、理解、诠释和引用中被激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塔可的摄影项目《诗山河考》得以成立，为《诗经》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

　　和多数年轻人一样，《诗经》距离 1984 年出生的塔可原本相当遥远。2005 年，他出国读书，陌生的环境似乎刺激了他的乡愁，“退开很大一步来看中国”，历史才重新走到前台，尤其是 2008 年他从摄影系退学之后——塔可是一个退学“惯犯”，先后从中央美院、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和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摄影系退学——他用这段空闲的独处时间来尝试寻找自己的归属。

　　他开始重读《诗经》、唐诗、宋词，如同儿时一样，不能完全理解的句子会在脑海中形成画面，同时保持着“20% 的神秘感”。他迫切地想知道，两千多年过去以后，这些诗句中的江河如今是何面貌。

　　自汉开始，对《诗经》地理的考据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诗地理征》、《诗地理考》、《毛诗补疏》、《水经注》等等，塔可从孔夫子网上搜罗来一批旧书，加入了前人的行列。准备工作进行了大半年。当时他租住在一个地下室，看书、扫照片、依靠门口超市的面包喂饱自己。在国外 6 年，他没交到几个外国朋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他不感到孤独。

　　考据工作尚未结束，塔可就出发了。他也知道，这些考据并不能带他去到最准确的地方，尽管他已经比汉唐的学者多了诸如 Google 地图这样强大的科技支持。光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的河州，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横亘在他与《诗经》之间的不仅是流逝的时间，更是艺术本身的想象性，再精密的仪器，也难以复原思维的复杂光谱。

　　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包括摄影在内的所有艺术形式的某种界限——真实永远无法抵达。塔可对摄影本体的认识亦如此：“ 摄影就是建构个人内心、用谎言诠释所谓真实的工具。”他并不热衷于观念摄影，不直接干预、建造被摄体，而是乐于戴着镣铐拍照，将创作者的主观与技术本身的客观结合起来。“这个方式挺中庸的，我不想完全把相机当成一个工具，我从工具本身也能得到一种制约的快乐。”尽管他曾用退学来拒绝“腐朽”的传统美国摄影教育，但那种对于技术的严谨，已经影响了他。

　　在《诗山河考》的个案中，塔可对《诗经》的重述正是情绪性的。“真正的东西在哪儿，根本就不知道，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怀古的感觉，别的东西都是虚的，只有这个虚的东西才是实的。”

　　在他到达某地之前，已经根据《诗经》为拍摄定下基调，或鼎盛或萧颓， 这是创作的骨架；但在具体的拍摄对象的选择过程中，更多的是即时反应，脑子里的诗句等待着被情景唤醒。“ 关关雎鸠”的照片就是一片迷蒙的河州，“二子乘舟”的故事通过两匹白马来呼应；《秦风》中一篇《黄鸟》讲的是三位壮士用自己的性命代替活人殉葬的故事，塔可在一间小博物馆里找到一具殉葬奴隶的尸骨。

　　镜头中几扇普通的门窗，以前是个古战场。《大雅》中的《灵台》本是周王所建的一座天象台，唐朝时变成一座大平等寺，如今是一座尼姑庵，正殿里面供的是周文王。他拍到的一座秦穆公墓也多半不是真迹。与一般的旅行经验不同，这不是一次对现实生活的逃离，甚至并不与现实发生直接关系——有些古迹受到经济发展的破坏，但塔可并不想呈现这些信息。在拍摄过程中，他不刻意与当地人交谈，少数出现在照片中的人也仅仅被当作符号，而非主体。

　　主体还是《诗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这些古老的敬意在他心里蒸腾，“老祖宗就住在这里”。“有时候好像已经呼吸到蒹葭苍苍的空气了”，但那些感觉瞬间即逝，“长不过三五分钟，短不过十几秒”，即便按下快门，也并不能完全把它截留下来。

　　在技术上，塔可降低了照片的黑白对比度，渲染出连绵的模糊的灰色，既有流逝之态，又有易逝之感，这似乎就是人之记忆的底色。

　　在这些灰色影调中，他的感受与文本在各种层面发生交织，但这些交织很难一一被观众破译，这几乎是另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塔可相信，层层叠叠几亿年的共同经验已经进入我们的思想，比如火带来的安全感，对黑暗的恐惧，《诗经》里的诗意“我看到了，我有一种感觉，传达其实已经完成”，他用一种知音的交流方式完成了这次用相机进行的视觉怀古。

　　对塔可而言，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喜欢古玉，好买古董。为此次项目所作的笔记，他都是用荣宝斋的纸，竖写而成。他欣赏高古时期的玉工，不在作品上署名，完全把自己放进作品里，而不是像现在，艺术家本人都站在聚光灯下。

　　塔可为人不古怪，构图不刁钻，照片中没有俯视仰视，都是正常人的视线所能及。他认为，中国的书法、绘画不像西方在形式上不断追求突破、追求个性，所谓“书宗晋唐，印宗秦汉”。“我的摄影虽然没有一个切实的高峰，但它有一个文化的高峰，不断地向它靠拢。不觉得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我，而是往后走，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