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撰写的《安妮在工作》于日前付梓。书中，这位叱咤时尚摄影界的女摄影师细致讲述了自己的摄影经历——那些赫赫有名的照片背后的故事。随着莱博维茨的记忆，我们一边复活着往事，一边感受着她独有的摄影魅力。而这篇节选自《安妮在工作》序言的自述，或许正能够促成喜爱莱博维茨的人们与她的一次近谈。

     我刚出道时为《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拍摄照片，当时它的编辑部在旧金山，还是一个小众杂志。《滚石》的大部分内容是摇滚乐，我对于摇滚乐却不甚了解，但他们依然让我参加拍摄工作并刊发出来，这点让我很感激。对我来说，拍谁、拍什么都不重要，关键是摄影本身。摄影是我安生立命之本。每时每刻，我总在拍摄，镜头中的一切都充满趣味。不同的场面，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活力，每一次都完全不同。你永远无法预料故事会怎样展开。
     远在我意识到摄影可以成为终身事业之前，我就已经习惯了从画框中观看世界，这画框是我家汽车的窗子。我的父亲是空军军官，常常被派驻到各个基地，而每次调任，我们6个兄弟姐妹就挤在家用旅行车后座上，车一直不停地开啊开啊……
     1967年秋天我进入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读三年级时我的照片开始刊登在《滚石》杂志上。大一读完后我趁着暑假去了父亲驻扎的基地，还和母亲及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我买了第一台相机——美能达SR-T 101，有了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爬富士山。
     当时我很年轻，一开始爬得很快，对爬山的节奏完全没有概念。相机挂在我身上好像有一吨重，感觉糟糕透了，而且爬得越高相机就变得越重，我一时觉得登顶无望了。爬富士山的时候，你可以在第八个驿站过夜，这样第二天清早起床后就可以赶到山顶看日出。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视觉上、精神上都是如此。到了山顶我才意识到只带了一卷胶卷，而爬山时又没想到要节省着用，因此拍日出时只有最后两三张底片了。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相机上路，它是一堂有关决心和“节制”的课程，或许现在有人会质疑我是否把“节制”记在了心里。但那次经历确实教会我尊重相机。相机将要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必然先充分理解它意味着什么。没有它，就不会有影像。
     那个夏天，我在父亲驻扎的基地周围拍了不少照片，胶卷都是在基地的休闲品店冲洗的。开学后回到旧金山艺术学院我便报了晚间的摄影课程，之后那个夏天，我又参加了一个摄影工作坊，那时便决定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摄影适合我。我年轻，还未决定选择什么样的生命道路却又急不可耐。摄影是立竿见影的媒介，而绘画则太慢了，还得与世隔绝地去创作。摄影让我走出去，让我接触大千世界。摄影课教室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画室里则充满了愤怒的抽象表现主义者。我还没准备好接受抽象，我想要的是现实。
     在摄影课上我学到了对年轻摄影师来说最重要的一课——学会观看。用什么器材无关紧要，因为相机只是一个可以记录影像的盒子。我记得从没在课上学过什么技术，我们学的是构图、取景，如何填满底片，如何把眼前场面放入那个方框，我们从不裁剪照片。每天清晨大家出门拍摄，下午将底片带回暗房冲洗。我们在公用的水槽里清洗印好的相片，每个人拍了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因此我们都拼命想要拍出好照片。傍晚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各自的作品，这真是一个融洽的艺术团体。
     1970年春天，我拍摄了旧金山和伯克利的反战集会，男友建议我把这些照片和在以色列拍摄的影像一起给《滚石》的艺术总监看看。于是一张市政大厅前抗议人群的照片被《滚石》用作了“校园暴动”特刊的封面，这就是我摄影职业生涯的开端。看到这张照片出现在各个报摊是我永生难忘的时刻。
     我在《滚石》的最初几年，设计部门从来没想过要裁剪照片或者把照片中的人抠出来拼贴在一起。编辑们对文字更有兴趣。1976年，《滚石》用整整一期杂志刊登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拍摄的美国政界人物肖像，我把这个事件看成是影像的胜利。那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滚石》让阿维顿去做个报道，但阿维顿有更大的野心，《滚石》也放任他去实现，最终阿维顿带回来一系列命名为《家族》（The Family）的肖像照片，《滚石》足足刊登了73幅，包括基辛格、罗斯·肯尼迪、参谋长联席会议（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调查记者I. F. 斯通（I. F. Stone），还有尼克松的秘书罗斯·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这位女秘书声称自己无意中擦除了几分钟关于“水门事件”的录音。《家族》系列肖像展现了影像和杂志联合起来的巨大威力。杂志是张空白的画布，其中蕴藏的可能性令人遐想，但很少有人有机会像阿维顿在1976年那样将它用到极致。
     那个时期《女士》（Ms.）杂志的艺术总监比伊·费特勒（Bea Feitler）找到我。在怎样呈现影像方面，比伊教会我许多东西，但她教给我的最重要的经验却是：一定要自己编辑照片，自己控制照片被使用的方式。我本来只是学艺术的年轻摄影师，只会在心动的时刻按下快门，而现在为杂志社工作，得与艺术总监、编辑和作者合作。我必须学会最大程度地利用好拍摄任务，让杂志拍摄利于自己的发展。我总是有一种不安，感觉为杂志工作不是正途，好像背叛了自己，不过罪恶感并非坏东西，我们必须不断质疑自己所做的事。有时候我感到无法做出比在杂志上发表照片更好的事了，摄影对杂志来说是如此强大的一种工具。
     早年在《滚石》工作时，编辑从来不给我具体指示，他们也从未想过要给我指示。大多数时候我没什么“必拍清单”，都是根据现场作出反应。去拍摄的路上我从不去考虑杂志版面，开拍之后也只根据现实自己做决定。事件在你眼前展开，这大概是摄影最奇妙、最神秘之处，你只需要决定什么时间把相机瞄准什么地方。这是一个线性的、永不停止的过程，直到今天我感觉还是如此，虽然我不再像患了强迫症一样时时刻刻去拍摄。现在我可以静静地看着事情展开，只是看着。（本文编选自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安妮在工作》，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