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嫂子逼着我考了绥化铁路司机学校"

《大师》：您的家族里面有从事艺术相关工作的吗？

王福春：没有。因为我的童年属于一个痛苦的童年，3岁没母亲，5岁没父亲，那时家境比较贫寒。我是1943年出生的，我们东北是1945年解放的，我是靠我哥哥嫂子一手把我拉扯大的，那时候家庭比较困难，哥哥在铁路工作。

 我首先要感谢哥哥嫂子对我的养育之恩，另外对我的培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能也许有这个天分，而且对绘画、书法都喜欢。我哥嫂家孩子加我有6个，我们挨个长大。而且那时候哥哥嫂子为了培养我，文革前1963年，我1962年初中毕业，1963年逼着我考了绥化铁路司机学校，是中专。那时候我说心里话不想上，因为总想干点活，想吃饭嘛，不想吃闲饭。特别在哥哥嫂子培养这么多年的时候，就想干活，就想自己独立能吃口饭，不让哥哥嫂子再管了。

 所以出于这个我不想上，但没办法，哥哥嫂子逼着我上。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哥哥嫂子太伟大了。为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的孩子，有的有父母的就只能上到小学，连初中都上不上。而我那时候初中毕业之后能上个中专，以我的家庭环境，那种条件，感觉是不可思议的。

 就连我哥哥嫂子那5个孩子都没上啥学，正好赶上文革，什么也没有学到。所以说我走到今天回忆起来，太不容易了。为什么能走到今天，不懈地努力呢？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感恩哥嫂对我的养育之恩，就是回报哥嫂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工会主席说您拍拍咱们劳模，名单给您拿来后上车间拍去。"

《大师》：那之后呢？您的摄影启蒙是在哪儿？

王福春：你听我说，1963年我上的学，命运就是这样。我1965年在学校，还没念完呢，三年我念了两年多。完了应征入伍，那时候也不想去，也不想当兵，因为当兵路线又拉长了。但是偏偏我去检查身体，那时候骨瘦如柴，而且很单薄，恰恰我的身体都好，检查后就去当兵了。

 当兵也不情愿，但反过来讲我那5年兵，从1965年到1970年回来这5年，对我锻炼特别大，而且我这一生中对喜欢绘画、喜欢书法一直做宣传工作。所以到部队给我发挥的非常好。等到复员回来以后，我又回到三棵树车辆段做检车工，因为是学铁路的。

 后来我又调到工会，因为我搞宣传，做宣传。而且是1977年，文革后期，那时候一切拨乱反正开始重新……文革以前那种不抓生产搞革命，而且这时候开始要抓生产了，注重技术和生产力的问题等等。

 后来我正好在工会搞宣传。当时为了拍一张劳模照，我那时候还对摄影不感兴趣，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就接触。我们工会主席说您拍拍咱们劳模，名单给您拿来后上车间拍去。当时没有相机，我上我们技术室去借了一台海鸥相机，双镜头的，完了开始拍。

 就是一台海鸥相机起飞，我一直飞到今天，没有停下来，所以说摄影是从1977年开始。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那时候我在铁路，我就开始拍铁路，坐火车，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坐火车也不花钱，随便坐。到后来有一张免票更是让我跑遍全国。但是我利用坐车机会看到很多车上的故事，也是一种无意识状态，就把它都拍下来了。

"我是不受谁指派的，说你去给我拍铁路，没有这个意思。"

拍的时间长了以后，我看看觉得挺好，车上有这么多故事。我就拍吧，就当个专题拍，这一拍就拍了30多年。而且从影像看它是一个历史痕迹，从最初的人们穿着解放服、解放帽，这种老式车厢。到后来改革开放的民工潮。

 而且一些时装、时尚的东西已经都变了，到今天更时尚了。整个这30年串起来之后，就是铁路飞速发展的变化，也是改革开放中国发展的变化。所以影像就是我开始的无意识到最后的有意识，而且有意识把它做好。到现在，一天都没有间断。

 特别是今年高铁上来以后，铁道部对我还真是挺重视。因为我是无意识宣传铁路，他们一看觉得挺好。我是不受谁指派的，说你去给我拍铁路，没有这个意思。全是自发的，从内心是自愿的。后来铁道部叫我拍高铁，我把这部分补充补充。后来铁道部不是出事了嘛，出了安全问题。我也没借这个高潮，而是退下来了。

 我心里也不着急，等缓冲一下，人们都平静了，而且安全各方面都好了以后，车上的多了以后，我再补充一部分高铁的图片，高铁里的中国人，那我这就完全齐全了。明年下来以后，我再出一本火车上的中国人30周年的历史变迁，我想这么做。

《大师》：其实您的一个记录就已经是中国铁路的发展史，您的摄影史跟这个是交织在一起的了。

王福春：对。

"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做成一件事，我觉得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

《大师》：那您在哈师大摄影专业，那段是什么时候？

王福春：我是1984年从三棵树车辆段调到哈尔滨铁路局有个科研所，那时候我就想搞摄影，对摄影喜欢的不得了。原先在工会当干事的时候，我们的主席都岁数大了，都想提拔我。提副主席，别说工会主席，那得一步步走啊。

 非让我上车间当书记，两次下任务我都不去。我不喜欢，也干不了。后来我就觉得我摄影挺好，喜欢摄影。后来1984年我调到铁路局科研所有个摄影编制，我当摄影师，这会儿正当防卫照相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正好我去了以后，如虎添翼。

 而且我特别幸运，幸运在哪里，单位领导重视，给我买设备、买胶卷，让我拍照片。而且正好我就延续下去，把铁路更加拍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从1984年到到科研所以后成摄影师了。到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14年以后，我就提前退休了，55岁那年退休。

 为啥？我觉得我不退下来，有些耽误我拍照片。那时候已经什么都不想了，就是退下来就解放，解放以后我就可以拍自己的照片。但是也在拍火车，利用坐火车的机会一次次的拍，拍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做成一件事，我觉得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人生就这么回事，一转眼就过去。

 但是我的影像，不是拍的很好的，但是今天看来不好都成好了。为什么？它已经成为历史了，你自己都不可以复制，别人也不可以复制，就是不可复制的历史。而且现在通过这些图象来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很幸运在这里面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大师》：您这是在记录历史。

王福春：记录历史，它不是说您有多高的艺术价值问题，它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远远大于它自身的审美价值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贵的。

"上去之后我一身冷汗，脸都苍白了。后怕，稍微再迟一点那就掉下去了。"

《大师》：在科研所当摄影师，那您正职工作里面要求拍什么样的照片？

王福春：我当摄影师主要拍科研所就是研究铁路的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出的那些产品，实际上是广告摄影。我把这个广告拍好以后，我就交稿了，剩余的时间我就拍自己的东西。我过去也拍很多风光，拍了很多东北人、东北虎、蒸汽机车，像这些我整个就拍下来了。

 但后来我一理顺，我把风光、东北虎全放弃了，因为它不属于我。是感觉挺美，也挺好看，但它价值不大。后来我还把火车上的中国人一拍到底。

 我一上车就兴奋，而且不知道疲惫，不知道疲劳，在车里一遍遍的那么来回走。而且你想在车里坐5个小时、10个小时的时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可难受了。但是对我来讲，有坐也不坐，有卧铺也不去休息，就在车里来回窜。

80、90年代那时候还可以，就是车上人多，而且过不去。超员百分之一百到二百，你爬不过去。到什么程度了，我为了下车，因为过这个车厢过不去，人全堵着。90年代初，80年代末的时候，那人简直多的不得了。

 有一次我下车了，我就从车底走，从车底走再上上不来了，车就开了。因为我在铁路上，抓车、跳车对我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而且我一下就抓住了。抓住了以后车门关着了，关上以后车速开始很低，慢慢就提起来了。提起以后到什么程度，我的身体都快横过来了，到那个程度。

 一直到出站了之后，这个时候车门打开了，把我拽上去了，而且是几个人把我拽上去的。上去之后我浑身一身冷汗，脸都苍白了。后怕，稍微再迟一点那就掉下去了。当时我可以不上，但不上不行啊，我的摄影包在车上。

 如果没有包我就不上了，我坐下趟车走，但是没有办法。那次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为了拍照片差一点没掉下去。

《大师》：那是哪一趟列车？从哪儿到哪儿？

王福春：从北京到上海的车上，在中间那一站，那个站名我忘记了，是个小站，不太大。完了下去以后就没上来，幸亏我手快抓住了。如果车门再不开，那就下去了，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我在武汉到长沙的地段，那是1995年，最高温的时候。而且那时候车上人多，车厢外面是38度甚至40度，车厢里干脆就40几度的高温。而且抽烟味、臭气味、汗味，什么味都有，熏的很。而且在车上，你想过也过不去。

 后来我还知道到车厢里面要点盐冲水喝，就那样也虚脱了。虚脱以后瞬间晕倒，晕倒以后最后又醒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师》：休克了是吗？

王福春：对，休克了，就晕过去了。虚脱了，出汗过多。所以说有时候自己过于执著了，做认真了，就是我把这个一定要做好。就是这个，你要不深入基层，不深入到列车里来回走，我完全可以不动弹，但那样啥也拍不到。

"车晃荡的声音感觉就像催眠曲一样，我躺下就睡着了。"

《大师》：我看过有个采访提到说您因为22年都在铁路上，所以听不到那种"哐当哐当"的声音您都睡不好，这是真的吗？

王福春：我是属于兴奋型的，一上车就兴奋，而且茶叶、可乐、咖啡这三样东西不敢喝，为什么？一喝根本睡不着觉。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我到什么程度，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吃安定吃一片到五片，六片还睡不着觉，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我一上车，可能对环境的适应程度，对车这种感情。而且车晃荡的那种声音感觉就像催眠曲一样，我躺下就睡着了。回到家以后，一安静，反倒睡不着觉。就是不习惯，习惯了车上的生活。那种奔波、那种摇晃，包括铁轨和车轮"咣当咣当"的声音，它就是这种交响乐、催眠曲，让你入睡非常好。

《大师》：那真的可能只有您这么几十年都跟铁路在一块，才会有这种情感。普通人不会。

王福春：普通人上车更睡不着觉。但是我恰恰相反，我反而回到家睡不着觉。而且吃五片、六片安眠药都睡不着觉，那时候身体状况不太好，冠心病，供血不好，再加上神经衰弱，睡眠不好。系统恶性循环，而且越来越加重，后来慢慢的时间长了就克服了。特别是我退休以后，心平静下来了。没那么多躁动了，这些都没了，而且现在恢复的很好。也是感谢摄影给我带来这个快乐。

"一拍就拍了30多年，我把蒸汽机车拍到退出我的视线。"

《大师》：80年代那会儿您是从拍蒸汽机车开始的，那时候还有航拍，是不是应该算很先锋了？

王福春：航拍。

《大师》：对。

王福春：因为我是学铁路的，我上的是铁路司机学校。我本来想当火车司机，我的梦想就是当火车司机，既然学铁路就要开火车。开火车那时候认为多好啊，汽门一拉，非常气派。火车一响，汽笛嗡嗡响。气势磅礴，作为司机这是很骄傲的事情。

离地三尺活神仙，那时候工资也高。但是反过来讲恰恰相反，给我分的车辆班，没当上火车司机，就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讲，它并没有影响我对蒸汽机车的热爱，反过来讲我更珍视这个，所以当我拿着相机的时候，我的镜头就没有离开蒸汽机车和车厢的人。

 一拍就拍了30多年，我把蒸汽机车拍到退出我的视线。而且我那时候拍机车爬高山、卧冰雪。坐汽车追着拍，坐飞机航拍。你想想，那时候我全部都用到了。在我所有的（十几个）专题当中，蒸汽机车下的工夫最大，而且危险性特大。

 包括我的腿摔断、肋骨摔折，遇到了很多很多危险，几次大难不死。可能就是感动了老天，恩赐我。这个事我下的工夫太大，所以这部蒸汽机车一直拍到2005年，退出历史舞台以后。

 因为我是画画出生的，它是一种唯美的拍法，按照风光来拍的。但是也是属于纪实的，那时候拍的非常壮观、非常美，气势非常好。我觉得我没有白在铁路当职工，摄影师我也没白当。我把这个拍了，没有留下空白。

 同时我又拍了车厢里的人。你想想30多年人的变化多大，30多年你还没出生呢是吧？

《大师》：确实。

王福春：就是，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一个摄影师玩儿的也是过程，过程在享受着过程，而且能得到这种快乐。结果也很好，当看到自己片子的时候，一幅幅变成历史的时候，你自己非常欣慰。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尽职了，也尽责了，没有给历史留下空白，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件事。

"纪实摄影同样是人学，它也离不开人。"

《大师》：从您刚才谈到的类似于像拍风光、拍艺术摄影，您是什么时候有这种视觉的转换？开始注意到人呢？

王福春：我最早刚开始拿相机的时候，原来在单位，也是拍单位的人。但是我大部分时候去拍风光了，什么日出、日落、冰雪呀，包括现在的"雪乡"都是我给开发出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片子，我全部都放弃了。

 包括你看我拍了将近20年东北虎，去年虎年的时候我又回去看了一遍，和原来没什么区别。你要拍20年拍人呢？那就变化大了。拍东北虎，虎永远不会变的。因为它没有服饰、没有服装，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让我醒悟在哪里头，我说还是拍人。因为文学讲的是人学，离不开人。那反过来纪实摄影同样是人学，它也离不开人，所以说我觉得拍人是对的。现在你看看，你就今年拍的很时尚的人的服饰，过10年以后这种时尚都落后了，就是社会在进步，在发展，是这么一个过程。

"千人千样，不是那时候的千人一面。这个就是所谓的变化大。"

《大师》：陈丹青他刚到纽约的时候，他就说看美国人的表情，他说一看就是那种自由了好几辈子了。

王福春：对。

《大师》：像您拍了几十年了，您的镜头里面捕捉到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您觉得是怎样的？

王福春：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变化，你看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后期的时候，我拍的那些都是啥，全是解放帽、解放服、中山装，全是一色的，工人都是这种服装。整个千人一幅，千人一面，没有变化。

 等到进入8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那时候开始留长发，穿喇叭裤，这时候就开始时尚了。但是那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包括70年代邓丽君的歌曲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说的靡靡之音其实是非常好的。我是最爱听她的音乐的，那时候单位有个录音机，听着邓丽君的歌特别好。所以我觉得那是时代的变化，包括当初很多人穿喇叭裤，很多老人都不理解，都用白眼看你。梳长发的时候也是，看到儿子梳长发，过几年老子也梳长发了，都赤化了。

 包括现在我也梳长发，就是变化。等到90年代的时候，基本时装开始上来了，而且比较现代了。但是反过来今天看，那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时尚服装它不重复，就是一人一样。包括背的包、服装，千人千样，不是那时候的千人一面。这个就是所谓的变化大。

 而且时装最忌的是一样。假设您买了一件衣服，朋友看了就绝对不去买这个，他得换一种，这就是今天的思想。

"本来一个很好的镜头，你一瞅我，我就有心理障碍了。"

《大师》：那像火车那么狭小的环境里面，摄影师像所谓的偷拍，或者长焦的拍摄是很难的。也就是说，等于你是暴露在大家面前的？

王福春：我在公众面前暴露的。

《大师》：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入侵者和一个在场者。

《大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在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这段时间，中国人的保护意识还不强，而且肖像权、影视权还差点。人们照相还没像今天这么多，那时候还可以。但反过来讲它也是人们怀疑你是小偷，我在车里一趟趟来回跑。你走过一个来回、两个来回，到三个来回、四个来回的时候，人家就烦你了。

 就觉得这个人不正常，就觉得好像是坏人。因为你眼睛到处乱看，拍照片也不是公开的，不是把相机举起来随便拍，不是那意思，都是偷拍的。而这种情况下呢？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就偷偷通报乘警，报告警察，报告车长、列车员，说这人来回在车厢里走动，把我当小偷，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你偷拍以后，人家都来抢你相机，到现在更是厉害。所以我买的相机，我前天又买了一个，都是小相机。越小越好，买小相机，全部偷拍。但是有时候是什么呢？他发现你了，发现你了以后我必须得具有亲和力，亲和力就是你面带微笑。你不管对这都微笑，一笑了之。

 你要是态度很蛮横，也很有理，那可能就要发生争端了。所以说解除矛盾的办法就是我面带笑容，把这一切化解。他不让拍，我就走，就不拍了。你看在地铁里头，地铁更近，人挨着人，那是非常不好拍的。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这个空间适合我了。

 就像我想我自己是职业小偷，就是说我们东北人有句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心"，贼瞅嘛。而且我要盯上以后你肯定跑不了，我指的是把他拍下来。就这个，所以说形像小偷。

 但特别是今天拍纪实太难了，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什么肖像权、隐私权，一切都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困惑了很长时间。拍火车还好，空间还大一点。地铁低头那太难了，都是这么近距离，你拿着相机谁受的了啊？谁都受不了。

 后来我困惑了很长时间，觉得不好办。我最羡慕的是风光摄影师，而且摄影师拿着相机架往那一支，选最好的风景，大自然来个拥抱。而且那种净化心灵，忘掉一切的，什么烦恼都没了，非常好。也不涉及肖像权、隐私权，什么都没有。

 还羡慕拍美女的，拍美女的起码大饱眼福，那快门声和你的心情绝对是共鸣的，所以我就羡慕这个。我拍纪实太艰难了，而且和人打交道，和人接触你会遇到很多别人不理解你的地方。

 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又不可能不拍，我要不拍我就失职了。但是我也没有恶意去丑化谁，暴露什么，没有这些，我都是比较阳光的。但是拍出来很多是带有灰色的，带有冷幽默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作为艺术也可以这么做。

 太暴露以后，太丑化以后，我觉得我心里会不舒服。有些看了镜头你没法按快门，有心理障碍。比如我拿着相机这么看，您瞅我，本来一个很好的镜头，你一瞅我，我就有心理障碍了，没有举相机。所以有时候在勉强的按下以后，他一瞅我，我马上走，就回避了，他就不找你了。

 你再接着拍，快门按个没完，那就讨厌了，人家就会纠缠你了。所以说我尽量回避这些东西，和解吧，不要增加矛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把我的任务完成好，把我的片子拍好，就是这个意思。

"卖淫嫖娼、吸毒、犯罪、犯法全在车里头，社会有啥它有啥。"

《大师》：那您拍过职业小偷吗？火车上面。

王福春：我有30年在车里头，我就是个职业小偷，说职业小偷真就是个职业小偷。小偷什么时候出场，他什么形象，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就跟警察一样，警察他是职业眼睛，他看小偷和正常人就是有区别的，这是他的职业所需要的。

 而我在车里头什么都看见过，车里头是个大社会到小社会，浓缩的一个小社会，而且是临时大家庭，什么都有。卖淫嫖娼、吸毒、犯罪、犯法全在车里头，社会有啥它有啥。所以说在车里头一看，有时候我们经常和小偷相遇。

 不期而遇吧，他瞅着我，我瞅着他，他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而且心照不宣，都明白。但反过来车上到12点以后，人都困了意识就不清楚了。小偷指定上来，到了站以后指定上来。一般是两个，夹子带上，做完以后下去。

 在80年代的时候，在我们哈尔滨大兴安岭的小线上，那时候我去采访，他那个段里的人给我讲的。到什么程度，那时候水獭帽子刚出现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刚有，在那个衣帽勾上挂着。小偷上来了，人都困得睡着了。小偷装了就走，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到半夜的时候，人都困的，因为又挤，人都乏精力也不足，直接掏兜儿。就是拿刀子，一掏睁眼一看刀在这儿，连声都不敢支，瞅都不敢瞅。挨个掏。

 十分钟以后警察才能到，那就说的非常严重，那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是那时候十五、六岁的小孩接班，最后一批接班。可能年龄都不够，都是十六七岁当列车员。在那种山里的小站就停一分钟。

 你刚门没有关呢，刚要关门，俩小伙子卡把列车员夹下去了。这时候车就开了，车开以后那车上真是什么都有。包括吸毒的，扎那么大的疤。在车里头，这我都拍过。

 要现在早抓他了，90年代初没人抓。而且有些大款在车里做这做那。我那时候把背心这样，我套个摄影背心，套个外罩。相机这么挂着，不敢这么挂，这么挂相机露出来了。

 那时候都是胶片机，莱卡，我的手就这么放着。我看着手都不敢拿出来直接按它，那就到这种程度了，手都直哆嗦。后来有时候就放弃了，为什么？你要是这一按，灾难就来了，后来一看算了吧。列车上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都逃不过我眼睛。

 包括列车员怎么回事，那时候车上不像现在这么规范。带熟人，你当列车员，有个朋友说你给带过去吧，不花车票。假设从哈尔滨到北京，到北京前一站，假设说到唐山，他给你补一张票，补那么一点，都是这个。

 他怎么带票、带旅客、带人，那时候烟还没有，在南方可以带烟。包括车厢的天棚里全都是，什么都有，我亲眼看见的。最后人家来检查了以后，全部扔到车下去了。车上它就是个小社会，浓缩的小社会，什么都有。

 现在看来非常规范了，谁敢带旅客，带旅客马上就下去。过去不规范，过去乐意跑车，跑车我带个人，交个朋友，挣点好处费啥的。现在全都没有了。当然我说这些不见得都去记录上，不太好。

"就是习惯了，心里长草似的就想出去溜。"

《大师》：那您拍了大概有上万张照片，为什么直到2001年才出影集呢？

王福春：2001年出过，2000年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我那次选的80年代的没几张，大部分是90年代那段时间的。到了新世纪我想做一个里程碑式的，我想一定要出，结果2001年才出，本来是2000年出的，因为没有钱嘛。后来我先卖了三台机器，才出了一本画册。

 但是那本画册出了以后，当时出画册的人也不多，不像现在这么多。而且那次在2002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获过"摄影师画册"大奖。那是第一次评奖，完了给5万奖金，那时候就一下子轰动了。我也没想过获奖，我的画册不大，我那个画册在798有卖的。

 而且老外特别喜欢，很多看我画册以后，我那个就是老外喜欢，评委老外多，所以一下占优势了，所以评了一个大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定位和肯定，也是很大的鼓励。

 本来我准备到2000年休息一下，喘口气，我想10年以后我再接着拍，就拉开距离了。结果就在这期间，2007年是大提速，大提速之后北青报吴飞他采访过我，后来他就说，他说王老师4月18号大提速，您去吗？我带你去。

 那时候我都退休了，票不存在了，我就等出差办事了，这才能坐火车，平常不坐。他带我，一下把我给带起来了。我画册出了以后，我可想休息一下，坐车里头静静的休息一下。但是坐一趟、两趟以后，我觉得还不行。

 就是习惯了，心里长草似的就想出去溜。不习惯做真正的旅客，不可能的事情，刚开始我想我一定要这么坐着，这趟车我不跑，我哪儿也不去。坐不了一会儿自己不由自主的就下去溜达，就形成职业化了。

"后来他一说我一下子脑袋开窍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大师》：那您觉得老外喜欢您的图片，是在于像您刚才自己觉得的记录历史的历史价值在，还是觉得画面本身对他们的影响？

王福春：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题材，我的题材是火车。人人都会坐火车，人人都有感受，但是人人没有拍出照片来。而我拍出来以后，不管谁看都有感情。我送这些老知青，下乡的时候或者红卫兵的时候怎么样，他都会说。

 或者说上大学的时候，当大学生的时候，我坐一天一宿，站一天一宿，他们的感觉特鲜明，他有这个情感在里头。这是一个，另外这是中国人。那老外看啥呢？他看不到这么多中国人，另外他也不坐火车，来中国也不坐火车，所以他一看到非常新鲜。而且什么语言表达的应该说是挺好，比较真实。

 因为我过去在搞美术，画画，特别喜欢漫画。而且我尽量把漫画的元素都潜移默化的融到我的摄影作品里头，这个是幽默摄影。就是现在说的冷幽默、灰色幽默，还有黑色幽默。就是带有刺激性的东西，我都能潜移默化给它融进去。老外看了以后都哈哈大笑。

 我2000年据丹麦展览，我在那展览的时候，那些老外一看就哄堂大笑，围一帮人看。包括打幻灯也是，刚一瞅马上就哄堂大笑，那种共鸣非常好。另外摄影它是一种国际语言，不需要文字表述。它是谁看谁都懂得。

 而且当他们一笑的时候，那就是共鸣，你就达到了你拍的照片的效果，而且你到位了。有些人看了以后像没看见一样，或者看了以后都没有反映，那作品都不行。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

"人人都能看见，人人拍不出来，这就是高手。"

你能拍好照片，你能打动读者，你就是好照片。这里没有什么技术技巧，我觉得还是你的修养、你的阅历、综合素质等等，它不是凭的技术技巧，而是凭你的修养，包括你的艺术修养。艺术修养包括美术、文学、音乐等等，这些都融进去以后，你的作品一下就吸引我了。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是从小喜欢绘画、书法、语文，就这三样比较好，文学比较好，我到初中上中专写作文，老师都读我的作文，作为范文。问我所以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但是它就是一种感觉。语言的流露，那种自然的东西，它的是从内心表达出来的。

 特别是到今天我总结一下自己，你的片子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深度，关键是你的文学、你的哲学，美学都在这里头，非常关键，你没这些东西你就没厚度。没有厚度就没有内涵，所以说你有了这些以后，你马上就提升了。

 看着很平淡，但是一产生后，就是你人人都能看见，人人拍不出来，这就是高手。人人都能看见，人人都能拍出来，那就是大众化的。而且这个角度那么刁钻，别人就会疑问你怎么拍出来的？就是很平常。

 但是那一瞬间，摄影师讲瞬间语言，那一瞬间非常生动，这个非常关键。在丹麦展览，还没有展览的时候一个荷兰的摄影师在看我的作品。他就说这张照片我买了，我那时候还没有卖照片的意识。我说你喜欢，我送给你。

 他马上说不行，那不行，我必须买，买是对摄影师的尊重，国外都这样。那是2000年的时候，他看我一张什么照片呢，就是一对情侣躺在一个被窝里头，我说为啥你买这张？他说这张是中国啊。中国化的东西，为啥呢？中国人含蓄，那种内涵的东西不外露，情感不外露。

 他说我们外国人早抱上来了，后来他一说我一下子脑袋开窍了。这就是你中国的，你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后来那一次我一下就明白了，拍照片拍你自己最熟悉的，而且民族化的东西、生活化的东西、趣味化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

"大夫一看，跟我说得住院。我说我要上青藏线。"

《大师》：青藏线通车的时候，您好像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并没有能够参加。

王福春：说起这个话长，那时候我在铁路，都已经有名了，而铁道部在修建时两次让我去，还没有通车时。修建的时候两次让我去，那时候又是高原，缺氧，那时候冠心病不太好，就婉言拒绝了，我说身体不适，就拒绝了。

 后来大提速时，2007年大提速，六次大提速，动车一开通以后，我觉得青藏线非常重要我不去是我一生的遗憾，但是已经开通了，2006年开通了，我就想去。后来铁道部不错，知道我这个意思之后，给我开了一个票，宣传部、文联给我开的票，我两次进藏。

 进藏的时候说起来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家在哈尔滨，医保都在哈尔滨。我先回去了一趟检查检查身体，一检查毛病多了，冠心病什么的。大夫一看，跟我说得住院。我说，住院，我上青藏线。啊，上青藏线，给吓他一跳。他说，你不适合上青藏线。但是我已经定票了，就来检查检查，注意点，吃点药什么的。

 我硬着头皮走，当时量血压就是90到150或160，高。我就硬着头皮上车，在北京上，到西宁就下来了。我想缓两天，适应适应。一量血压，在医院里一量血压，150/169，不降。

 我心里没底了，我说不行打道回府回去，我想既然出来了，就坚持吧。后来，我说这么吧，到格尔木再看看。完了，我又到格尔木，到格尔木又缓一下子，一检查，还是这个，只高不降。我的心就发慌了，为什么，这玩意到底去还是不去，还没到西藏呢，到西藏5000多公尺的唐古拉山口，到底怎么样。

 而且这个年龄，我今年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后来，这样的话我说不行，我就上那个解放军医院，我说住院吧。住院去点滴、调整，输输氧调整一下。住了一个礼拜，花了1500块钱。完了大夫说，现在可以，还行了，就是精神作用。其实就是精神作用，大夫说行了，其实还是那么回事，没有变化啥，就是精神上好，我救伤车了。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上车就兴奋，西藏、藏民在车上，那时候还没有动乱。2007年的11月份，10月末走的，完了10月中旬回来的。下一次是11月底走的，到12月中旬，一次半个月。我一上车，藏民也高兴，是载歌载舞，学着藏经，看着经文，那小孩特别高兴，那状态我最兴奋了。

 而且我拍前浑身虚，出汗，哗哗出汗，我也没在乎。后来人家说唐古拉山过了，我说，我一点感觉没有，觉得车好。后来我一看，没问题，就这么拍。后到座位上，我坐的软卧，我的票是软卧。在车里都有输氧，吸氧气七分、八分钟的，我又下去，就这么拍，一拍拍十多天。就是格尔木、拉萨，拉萨、格尔木，就是这么拍，这是第一次。

 后来我第二次又去，也是这么拍，拍得非常兴奋。当我第三次，就是4月16号，是第二年2008年刚拿到票以后，还没走。16号的票，14号西藏暴乱。我一看去不了了，票就作废了。那次我很遗憾，没有去，但是我去呢，肯定是不行。另外的话，在车里最后控制到什么程度？禁止任何人拍照片，怕把藏民惹怒了以后，怕着火、颠覆这一系列的事故。

 后来铁路内部就没有去，就留下一个遗憾。但我觉得那两次拍了上百个G的图片，兴奋的不得了。到现在回来看，张张都精彩，因为啥，那就是兴奋的。我在车里面兴奋，忘掉自己，忘掉一切，不知道疲惫。而且那种高原反应，什么都没了，一切都正常，就是一种情绪关系。

"我不忍心按着快门，我有一种自责感，就是不能给他帮助。"

这张照片，是我在1995年去南京的车上，而且那段车上的人特别多，而且是高温的时候。都是在7月份，而且车厢里非常多，人是超员。我走到门头，我们叫车门是门头，站一个五六岁小女孩，光着膀子，满身汗泥，站着睡着了。

 而且不停地在点头。我看了心特难受，我不忍心按着快门，我有一种自责感，就是不能给他帮助。一个摄影师你拍照片，你没有良知能行吗？还得有同情心，但是我不能给她帮助，就自责在这里面。我看了五六分钟，但是按不下去快门。

 但到最后的时候，我也是一种无奈，按下了快门。那一瞬间，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想起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摄影师，你不可能没有良知，你要失掉良知，你就失掉了意义。所以，作为我来讲，我每看到一个画面，我都会想到我，或者想到很多很多，我能给他帮助就给他帮助。

 像在车上，我经常找车长，我说这个小孩，给做个荷包蛋、荷包饭，面包啥的送过来。老太太没有坐，给让个坐。我经常做这些事情，就是能做到的就尽量做，包括拍片也是，我看到以后，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那张片子感动了在哪儿？不忍心呢，但是又出于无奈，又没办法，所以还得按下快门，因为是你的职责，你是摄影师。

"我觉得一个人一生连续展十届，没有第二个，就我自己一个。"

《大师》：你最被人记住的就是《火车上的中国人》，这个代表作太成功了，也有一点双刃剑的意思，会淹没你的其他作品？

王福春：这肯定是的，我有些其他作品，有十几个专题，好也是不行。一提到，马上想到这个，不想那个。包括参展也好，在拍卖行拍卖也好，包括画廊也好，他第一时间想到这儿。而且我拍《东北人》，《东北人》就给你淡化了，包括其他的一些全部都淡化了，这很正常。

 在艺术界，这么说，就像过去的一本书，你一个作品，你哪个先打出去，认可了以后，你后面怎么好，就是你自己都超越不了，别人不能超越，自己超越不了。就是不好超越。

《大师》：像平遥的国际大展，您十年连续都参加了？

王福春：十届，连续十届不间断。我说了，在第五届上就说了，我十届划句号，我展十届。我说了就这么做，正好去年十届，今年第十一届。我说，十一届我不展，但必须到平遥去看展览、会朋友。今年肯定要去看的。

《大师》：参展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王福春：我觉得一个人一生连续展十届，没有第二个，就我自己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你坚持，你得有作品，我还有五六个作品，五六个专题在那儿放着没有动。我还可以展。就像认你一个的时候，其他的不认。你怎么展，怎么好都不行，你能认识这个问题很不简单，但是很多人不理解，他就认你一样《火车中国人》，后面展得多么好也是看看拉倒，这是非常正常的。

《大师》：已经贴上这个标签了？

王福春：标签了，就是你想别的办法掩盖也掩盖不了，而且你超越也超越不了，就是无法超越的，就是自己都没法超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拍地铁）我用现代手法表现，比较时尚。不像拍火车那么沉重。"

《大师》：像地铁上的中国人，这是您的一个"行走"系列的姊妹篇？

王福春：姊妹篇。

《大师》：这个好像是零几年开始的？

王福春：我2002年从哈尔滨来北京，来北京之前什么都没想，特别简单。就是这个房子，来的就买了，买的就装修完搬过来了，什么都没想。那时候开始坐地铁，因为我买这块离一线地铁比较近，其他好多线没有建立，现在近几年建成了。

 我坐地铁，我就背着莱卡，觉得这个空间应该属于我的，我就这么认为。应该属于我的，他是《火车上的中国人》，这是《地铁里的中国人》，一上一下，我觉得非常好，姊妹篇。但是恰恰相反，我到地铁里拍，就是不灵，一拍胶片，莱卡的都是虚的，拍完就虚，曝光不够。地铁和车厢里光线不一样。

 地铁的空间小，光线暗，两站一站，就是破碎，总混乱，就是不成。不成，我就焦虑了很长时间。后来到1995年，因为我拍了很多胶片都不行，都虚，拿过来细看，虚得太多了。后来我说，这不成功啊，这怎么整。后来，我儿子给我一个小数码。他说，爸，我给你一个小数码，你看看去。

 我到地铁上一试，哎呀，非常好。一试，一下找到感觉了，原来找不到感觉。拍回来一看虚，又不好，你心里就没有情绪。后来一看，太好了，成功率还高，还高。我这一试挺好。等到2007年松下LS2一上市，我有买了。

2006年10月份买的，我就买了。后来松下LS3又上市以后，2008年以后我又买了。最近又买了一个松下GL3，小机器，越小的机器越好拍。它的隐蔽性，而且不声不响的来做，能拍出很多真实的，在正常下拍不到镜头，就是你拿大镜没法拍。

 地铁和火车还不一样，火车空间大，坐着不动弹，地铁大部分坐两排，后面全都是站着拥挤，而且非常近。有些故事，有很多好故事，难于取及，咱这防范意识太强了。特别是2000年以后到新世纪这段，这十年人们的保护意识提高了，什么肖像权、隐私权全上来了。

 另外全民摄影了，不但你拿机器照相，他们也拿照相机，我一拍，他也掏着小机器照相了，还给你照两下子，到这份全摄影了。而且我为啥为小机器呢，小机器业余，我在车里面业余摄影，是试试机器。我昨天在地铁里拍完还这么说，你要说你专业的，谁都防范你。说我业余玩儿，退休了没事玩儿，什么都过去了，而且能拍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镜头。

 当然我坐地铁也不白坐，坐火车也不白坐，我既坐火车也拍片子，坐地铁也拍片子。所以说，地铁是这么多年拍了很多很多，编一本画册也相当精彩。另外，我是两张组在一张，双胞胎出镜，1+1>2，重复就是力量。

 就是广告语，两张片子接近，就是重复，就是这么讲的力量。所以说我这个拿出来，在平遥展上也引起震动，太生活化了，太趣味化了，太情绪化。一瞅，把人全部调动起来，这是我的一个强项。后来我一拍，把地铁拍到这个程度，很多人坐地铁很难拍，就是一个心理障碍，都有的。

 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因为我有拍火车的基础了，有那个底子了，再拍这个简直是小菜一碟。而且我用现代手法表现，比较时尚。不像以前，拍火车的那个那么沉重了，现在拍的非常轻松，而且非常愉悦。就是我自己这么形容啊，不像以前那么太深沉，太沉重。而这个轻松愉悦，完了完成得还好，就是这个过程。

"做一个摄影师，就是你不能回避历史。"

《大师》：摄影圈对摄影的功能都讨论得挺多的，但对摄影本身是什么，我觉得讨论得不是很充分。您觉得摄影的本质是什么？

王福春：因为这个摄影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一样的，文学语言是描述，是一种想象力的空间。而摄影是一种真实再现，这个真实再现是一种瞬间的表现，但他的底蕴有多深，你的作品就有多深。这个还有你的阅历，这么多年走过来以后，阅历应该是丰富的，人生坎坷。

 这都是你丰富的阅历，都是你的财富，这是区别于其他任何艺术本质的东西。我觉得做一个摄影师，就是你不能回避历史，必须站在历史的最前沿去拍好每一张片子。因为我不是新闻记者，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记录国家的图画和大事件，没有。

 我拍的都是百姓生活，都是人们可见、可视、可不视的看不见的东西，我都把这些东西拍下来，就是生活化、情绪化、趣味化。我坚持这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先具备有生命力，不是那种宏观的什么的，国家大事都没有，咱们也没有那个权利，也没有那个义务。

 但是真正的好摄影师，他拍的是底层百姓的生活，而且这是最重要的。

"脚下的风景是最好的风景，但是所有人看不见的东西。"

《大师》：其实做好自己那一部分专项的，也就是在完成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王福春：你摄影师也好，包括艺术家也好，你是哪个点，你就把这个点做好。我形容自己，我的自留地是在铁路，在东北，我就两个地方。你把这个自留地耕用好，别荒废了，让他高产，那不好嘛。但是什么人做到什么程度，他把自己的自留地荒了，上别的地方到处乱跑。

 结果，拿回来的东西什么都不是。你能拍过人家当地的嘛，拍不过人家当地。但是，你只能是说我拍了，假如我到西藏去，到新疆去，我到西北拍点东西。你那叫采风、旅行摄影，你真正能拍到本质的东西，你必须熟悉这块土地，这个土地属于你，但是你真的深入了，你才能拍出来，不深入还拍不出来。

 越在脚下，这个风景越好，脚下的风景是最好的风景，但是所有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个属于看不见，熟视无睹啊。但是反过来讲，真正有洞察力的，有思想的摄影家，就是在自己脚下拍出来的，而且是别人永远拍不到的，这就是你的强项。

 你区别于任何人，就是这样。而你还拿着照相机到处乱跑，现在都旅游摄影，千人聚焦漓江，千人聚焦黄山，艺术是讲独到，不需要你重复。而千人都重复，那还叫做艺术，那叫旅行摄影，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

 我也跟很多年轻人讲，我说，你拍你自己最熟悉的，你的家乡，你回老家去拍。很多人都出来了，出来在北京都闯荡了好几年了。我说，你的家乡很好，你去看一看，再过几年什么都没了，这是最重要的，你拍你最熟悉的风景，就是这样。

"这个社会就是复制社会，不是创造社会。"

《大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王福春是可复制的吗？

王福春：可复制，也不可复制。复制，到现在没有，也复制不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不可能复制。但是你的东西要是好的话，永远不会复制。不好，很快就会被复制。尤其是今天的社会，数字时代的时候，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够，模仿力极强。

 他想复制你太容易了，但是你做到了，他望尘莫及，不好复制，绝对是复制不了。要想复制，也非常容易，就是你做的不够，人家马上复制，就是这儿简单。但是你做到了，他没法改变，改变不了，他拿出来以后没办法跟你比。他有十张、八张百八十张行，上万、几十万张片子不可能行。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做到了什么都不在乎的。这个社会就是复制社会，不是创造社会。而且艺术家现在创造力简直淡化了，就是复制，你拍我也拍，什么都拍，都一样。结果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那种东西，是容易复制。特别是今天的数字时代，复制是太容易了。

 复制我这个呢，我希望有人复制，但是到现在没有。

"我完成一件我最喜欢的，我最热爱的，就是成了。"

王福春：就像我选题，我选《火车中国人》！这属于我的题，我的职业在这儿，我的职场给我这个机会，我把他抓住了。再一个《黑土地》，是养育我的土地，生我、养我的土地。我没有放弃，我拍我的家乡父老他们的原始生活状态，是这种。

 我就这么两块地方，包括青藏线也好，都属于铁路。包括地铁，都是属于姊妹篇，我没有更多其他的东西。而且这个世界太大了，不可能都属于你的。所以，我就觉得属于你的你就把他抓住，不放，耕种好，丰收了，就赢了。

 但是，你要想都是你的，面面俱到，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跟你讲，能够坚持拍30多年的一个题材，在中国摄影界也为数不多。

 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把一件事做好，做深，做透。就像我说，打井。我给他们讲课的时候，要一按着一口井打。在过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一个高考作文题，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漫画。他的漫画是怎么呢？画了一个水平面，完了挖井。

《大师》：记得那个图。

王福春：有深浅，挖了九、十多个洞，深浅不同，完了底下有个水平面，有一个差一锹就露水了，他就没有挖，没有信心，又扛着锹走了。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必须有一个很明确的洞察，脑袋、眼力洞察这里有没有水，而且一挖到底

 这里挖着什么石头了，很多有正常的东西，但是你真正挖到底了，就真正出水了。而且是泉水，水质好，这样才行。但是现代人呢，到处挖坑，不出水。挖井不打水，就是不成。但是这个是属于啥呢，还是一个成熟的标志吧，就是你的综合素质很重要。

 我现在我的阅历很好，都走过这么多年，而且我没有离开过铁路，也没有离开摄影。我这个东西在我的生命中有多次机会会改变我，我都没有改变。因为我就适合干这个，给我下令当书记或这个那个，那个令我连看都不看。

 对别人来讲，那还了得，提干不是好事嘛，当官还不好嘛。对我绝对不行，我觉得没意思。回过头看，是傻的，但是傻人有傻命，我完成一件我最喜欢的，我最热爱的，就是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