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习兴趣不是太大，一搞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兴奋。"

《大师》：您小时候在部队大食堂吃饭的时候，大人们让你上台讲话，你讲一句“要解放台湾”？

贺延光：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是最时髦的话，跟现在“稳定压倒一切”，这都是最时髦的话，那个时候受的教育都是革命教育，在部队长大，革命家庭，受革命教育，没有别的教育。长大干什么？就是要解放台湾。

《大师》：那您小时候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当兵？

贺延光：长大以后当兵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我们那一代人，当兵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甚至比上大学都觉得荣耀。我们都受那种教育，长大干什么？当兵保卫祖国，看那个电影，看那个小说，都是战争，抗战、抗日，打蒋介石，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这么长大的，当兵去打仗，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自然的教育的结果。没什么奇怪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恐怕都是这样。

《大师》：那到68年，您去北大荒当知青，当时是初中毕业。

贺延光：我是66年初中毕业，我上学上得比较早，那时候66年的时候我15岁，初中毕业刚开始考高中，我正考高中期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日报》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虽然《人民日报》发的这个社论，学校也都学习，就知道要搞文化大革命了，毛主席发了号召了。

 我们作为15岁很兴奋，为什么很兴奋呢？第一，我对学习不是很感兴趣，天天坐在那儿，我是从外地转学转到北京来的，我们班里的同学岁数都比我大，我是岁数最小的，至少比我大两岁，我们那个班整个都是蹲班生组成的一个班。我又上学上得早，（同学）至少要比我大两岁，我学习兴趣不是太大，学得属于中等，但是压力很大。你学不好，家长、老师对你有压力的，我挨过很多揍，因为学不好，回到家还挨打。

 一搞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兴奋，第一，不用学习了，不用上课了。第二，参加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是参加革命了，是这个概念。我一想，我的父亲都是17岁投奔延安的，我这15岁也参加革命了，都差不多，都是一条革命之路，当然很兴奋。

"对我最大的一次打击就是这个，政审不合格当然就当不了兵。"

贺延光： 但是搞了两年混乱之后，也没法儿上学了，虽然复课，但是这一届一届毕业生，我认为国家的就业一直是一个压力，往哪儿去，都在乱，全国一届一届的毕业生多少？没办法了，毛泽东他老人家就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这些人吧，也是毛的号召，在这之前我说我是要当兵，68年春季征兵，征兵的人到我家都家访过了，为什么家访？差不多了才家访，我当时也很兴奋，当兵了，68年还没有走的时候，我父亲又出了问题，政治上又出了问题。上面把杨裕富揪出来了，我父亲这个部队原来是杨成武这个系统的，但是一个人倒霉，这一个系统的人可能都要受牵扯。家里边有的政治问题，你当兵就政审不合格，你就当不了。

 所以对我最大的一次打击就是这个，马上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做梦都在笑，突然又不行了，当时是17岁，文化大革命两年，打击非常大，但是也没有办法，你政审不合格，当然你就当不了兵。这样就插队，在黑龙江建设兵团，为什么我选择建设兵团呢？建设兵团还有一个兵字，表面上还是归沈阳军区管，沈阳军区黑龙江建设兵团，到那儿去一看，才知道全是原来的老农场，58年转业官兵建的农场，和农村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儿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就插队，当时插队也是没办法，再到建设兵团也可以，因为我那个时候读的书，有一篇中学的课本叫雁窝岛，就形容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多浪漫啊。到了那儿了就受不了了，蚊子，钻到蚊帐里蚊子也打不干净。

"在那个年代，户口的问题是人的一生，一个家庭最大的问题。"

《大师》：您到了建设兵团之后，还是挺积极努力的，后来还当上了副连长。

贺延光：尽管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城市，但是不管到哪儿去，还是想自己主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己想大有作为，大部分知青，尤其在初期，都是非常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尽管学习不是特别上成，其他方面我也不甘落后。再加上家里边还有一定的政治问题，都想表现好，自己要摆脱这种阴影，这个也是很自然的。

 我想我们所有的努力，知识青年的努力，都是真诚的，但是时间一长，一些矛盾慢慢就出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人越来越大，谈恋爱，结婚，这是大家面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一个是早婚早恋，你不晚婚晚恋你就爱受歧视，在当时社会中，你不响应上面的号召，晚婚晚恋，开始知识青年谈恋爱没有公开的，都是偷偷摸摸的。再一个非常现实，我离开北京，我的母亲就再三叮嘱我，不能恋爱，不能结婚。为什么？你要恋爱，结婚，你一辈子就别想回到北京了，户口对人的制约，可能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没法儿理解。在那个年代，户口的问题，人的一生是一个家庭最大的问题，你要离开了北京，你要再回来，不可能，比登天还难。

 你要离开北京到农村去，作为家长没办法也要想办法，是不是给自己的孩子弄回来，你要结了婚，家长再努力也没用了。我到农村去，我妈妈跟我再三叮嘱。

 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说人们开始想家，而且尤其看到农村的那种情况，没有了希望，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今年冬天是要在这么大雪天里去刨水力，明年还是这样，你没有头，没有收入。我们建设兵团还算不错的，可以吃饱。

 但是你的家不在这儿，你的根不在这儿，随着年龄的增大，很多具体矛盾，陷入当地的阶级斗争，那时候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都是派，互相斗，互相打。这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大，大家想回北京，当初发的那些誓言很快就淡忘了，大家都在想，怎么能回北京。

 所以我们建设兵团，我们插队有很多人，有的是回到北京再也不去了，但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想办法当兵去，有的想办法进不了北京，到河北，到山西，什么工厂里边行不行。也想改变自己，那就是各显其能了。再加上过了几年，工农兵大学生，又对一些人是非常吸引的。

 我当时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的领导已经跟我谈了，准备把我报上去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好几个月，在这个时候，当然是四年，将近五年了。我的母亲半残废，本来就是一个半残废，我父亲在山西，我弟弟在外地当兵，四口人四个地方，我母亲在家没有人照顾，我父亲就想尽一切办法，公的，私的都想办法，公开的就是街道、居委会，我们家的实际情况他们也都知道，也都承认，也都给你盖章。私的，他就到处找他的老战友，老同事，看看能不能帮上这个忙。

 千难万险准迁证，迁回北京，这个时候我可能还要呆两个月才能上大学，怎么办？赶紧走，夜长梦多，什么上学不上学，先走这个。我记得我回我们老连队，跟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说，心里边觉得有愧，为什么？你们一起来的，一起在这儿奋斗，你走了，你的朋友、同事留下了，内心里边是有愧疚，觉得逃兵，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不敢张扬呢？也是这样的，当然知识青年大规模的返城是几年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

 我当兵就是一个变故，成了，成了，突然不成了。我这个成了成了，我还能去上学吗？再等两个月，我不会等的。

"那个社会是要把人人往政治家培养的社会。和现代不一样。"

《大师》：回到北京之后，待业了一年。

贺延光：劳动局给分配了一个单位，我去看了一下，是一个小工厂，我不满意，我觉得我在建设兵团几年，经过锻炼，我也提了干，我也入了党，我不应该到这个小地方去，这不是我大展宏图的地方，也是怪我，我就没有去。这一年我还是没闲着，那时候搞全国人口普查，我就是在派出所帮忙，无偿的，组织起来和警察一块儿调查，填表，全国人口普查。

 过了一些日子，我实在没办法了，才进了另外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小工厂。

《大师》：那之后怎么去的化纤厂？

贺延光：原来叫永定门外纸绳厂，我们现在包月饼都是塑料绳，原来是纸绳厂，这个厂子前身是58年大跃进时候的厂子，街道妇女组织起来搞生产，器材都是多么陈旧，到这儿以后，时间不长马上改厂，要现代化，要上马，高科技，改成化学纤维厂，那个时候我还和几个工友，我们年轻的人到北京实验化学纤维厂实习，学习新的技术，我们那个厂是老厂子盖的。

《大师》：怎么就当上革委会主任了呢？

贺延光：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面说新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老人有，中年人有，这个厂子青年人不多，有几个转业兵还有像我这样的插队知青回来的，大部分是那两年刚毕业的中学生。老中青是一个类似法定的规定，必须得有的，就跟现在必须有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是一样的。我很自然的选上了，根红苗正，说我父亲的问题已经过去了，本人表现不错，插队期间入了党，提了干，我当了半年工人就给我提的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实际上我对生产业务什么也不懂。

 当时工厂里边也是以革命，以政治为主，生产只是一个副产品，咱们干不像干，玩不像玩，干的多好也就那样。但是政治学习是必须有的，天天政治学习。党员学，支部学，工人学，大会学，小会学，上班来得早要学，下了班以后还要学。那个社会是要把人人往政治家培养的社会。和现代的社会不一样。

《大师》：那会儿如果没有后来的四五运动，人生轨迹大概怎样？

贺延光：很难讲，因为当时的势头是不错的。你是一个培养对象，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对象，已经纳入了关照的范围里边，要是顺着那个走，应该不错吧。但是每个人受的教育，或者他在十年文革中对自己所吸取的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说给你一个好的位置，你就能干下去，不见得。我们这个社会选人机制上，大家可能多少都有体会，这个可不是最主要的。

"我那个时候照相是情不自禁，瞎照，觉得留个影就行。"

《大师》：那期间，71年的时候，你爸就给了你一个相机。

贺延光：我很早就拿相机，我父亲原来在部队里边做过宣传工作，后来转业的时候，下拨给你的。那个时候老百姓没有相机，照相机是一个很高档的奢侈品，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个照相机给我们留影，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拿着它串连，到韶山、井冈山拍一些我和同学的留影的照片，插队的时候没有带照相机。

 插队两三年回到北京探家，我才想起把这个照相机带去。在建设兵团，我都不敢给这些人，不能让他们知道，每人照一张我都没有胶卷的，找特别亲近的朋友跑出去偷偷留个影。直到回到北京，天安门事件，清明节，开始我们去搞活动的时候，搞悼念仪式的时候也没有想着带照相机，但是悼念周恩来，为邓小平的下台表达不满，对江青他们表示自己的愤恨，人越聚越多。

 虽然搞了活动，但是我还去了，上午去，下午去，晚上去。你看到那样的情况，你突然想到照个相，留个影，是情不自禁。我那个时候照相是情不自禁，光圈快门的关系我也不懂，瞎照，觉得留个影就行。无意中，后来追查的时候，照相成了你的罪行之一。

 当然我的罪行，照相不算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在整个批邓运动中的抵制、不满。因为我全是公开的，我甚至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区的党委委员，在党委会上，我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几乎等于公开点了张春桥的名。他应该对一些事情负责，我是这些主要的。

 第二主要的是又带着人到天安门广场去，一拨人，80人。第三，才是照相，写东西。

"有些事儿和我的性格不大一样，有的东西我看着也不大顺眼。"

贺延光： 我为什么走上摄影这一块，很偶然，第一，确实喜欢，第二，家里边有这个条件，第三，赶上那个天安门事件，拍了几张照片。第四，天安门事件最后平反的时候，一些发烧友，像王志平，李小斌，吴鹏，他们都搞了一个人民的悼念。我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我才突然感觉到摄影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看这个展览的人，可以说人山人海，大家都不是搞摄影的，但是看到刚发生两年之前的这个事件，几乎大家都是参与者，被抓，被查，四人帮终于倒台了，经过全社会的努力，这个事件平反了，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当然吸引观众。我是在现场，我才感觉到摄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个对我的影响就是赶上了这么一个时间，有这么一些机会，有这么一些故事，才让我真正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再一个就是给我正式平反以后是两年以后的事儿，在监狱里呆了七个月，出了监狱是在外边劳动改造，没有平反，两年以后正式平反，平反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新闻人物了，因为整个事件没有平反的时候，先给我们这个案子平反。

 用我们这个案子把这个事件是一个敲门砖，当时我就成了一个新闻人物了，就给我调到团市委了，调我去团市委，可能是有些想法，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不太习惯这样的生活，有些事儿和我的性格不大一样，有的东西看着我也不大顺眼。

 但是我和很多人的关系都是很好，个人关系都很好。正好赶上《北京青年报》要复刊。团市委来筹办，我听说没有记者，需要记者，摄影记者，我就要求我去。很多朋友劝我，调你来，就是有想法了，以后可能让你做这个，做那个，你走什么？当个摄影记者干什么。对你的前途可能是，当然我执意要去，第一，我是喜欢摄影，第二，当新闻记者，镜头里的对的是社会，对的人，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我在这儿混什么。坚决要去，最后同意了。因为都知道我会摄影，就是我给大家拍过留影，用我的照相机。

"就要求我们这几百人在地里挑着担子送肥，要走出”之“字形的路。"

《大师》：这算是你第一次主动的自己选择吗？

贺延光：对。这是第一次要求的。因为你当了摄影记者之后，我才觉得我那点摄影知识根本不行，平常玩可以，到此一游可以，但是要把社会上一个事情搬到报纸上，通过你的采访，印到报纸上，这个技术和技巧，最简单的技术技巧都不行。

 所以我是先当记者，后学习，一边当记者，到处去拜老师，《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文化宫去听课，人民大学去听新闻课，摄影课，到人民大学就是蹭课，你往学生堆里一坐，没人管你，我是这么慢慢学起来的，当然也是走过弯路。

 搞摄影的时候，因为把摄影记者，把新闻记者是当成工具，几十年都当成工具。我曾经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人民日报》摄影记者，75年的时候，我们在大兴，当时学校的干校的领导通知大家做准备，人民日报记者要来采访，做什么准备呢？大扫除，擦玻璃，扫院子，干干净净要迎接党报记者，我们几百人在庄稼地里挑着担子追肥，来了俩记者。

 我知道《人民日报》的记者，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当时也不关注摄影，他们就是坐上海牌的小汽车，那个时候上海牌，那也相当高级了。下了车，就要求我们这几百人要在地里挑着担子送肥，要走出“之”字形的路，看着好看，据说是画面好看，我们也很高兴，至少我是很高兴，不怕一遍一遍来，一遍一遍演，这是配合报纸宣传，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这儿热热闹闹，嘻嘻哈哈，一遍一遍折腾。

 他们站在一个稍微高点的角度拍这种场面，过几天，学校里边就说，《人民日报》来电话，拍得不理想，过两天再来一次，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摄影记者。第一次见到新闻记者，这个照片就是这么拍，大家也不奇怪，天经地义，为了给党的宣传。

"虽然社会问题可以用镜头去表达了，但是怎么表达又出问题了。"

贺延光： 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新闻记者的位置上，开始也是按照这个路数拍，因为你学的，有的时候老同志教你，或者说你看到的基本是这样。暑假了，让你去拍一个暑期生活，怎么拍呀，商量商量，咱们在办公桌上把草图画一下，然后到胡同里找人，按那个草图的设计，这个人这么站，那个人这么站，笑一笑，光线还不行，这个角度再转转，就是这么拍照片。

 我庆幸的是，我这么做的时间不长，我当记者的时候，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了，摄影界也是一样，比如说摄影，我讨论过一些小男孩在厕所里面吸烟，这张照片的讨论在摄影界当时影响很大，一个是第一次把一个社会问题通过图片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几十年不这么拍照，我们的照片是回避问题，回避真实，很多照片和事实是保持距离，按照要求来。

 这是第一次把大家都知道的，关于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通过图片拍出来。形成了巨大的讨论，但是在同时，拍摄方法上也引起争议，还是设计出来的画面，虽然我们觉得这个社会问题是可以用镜头去表达了，但是怎么表达，又出了问题了。

 摄影师设计出来的，今天我们要看这样的问题，大家基本上能取得共识，当时那个年代，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把社会问题用镜头表达出来。它的社会意义，我的理解，以后你怎么拍，怎么表达，能不能让大家服众，这是我们讨论进一步深入所介入的。

"毛的牙是黑的，和大陆的同张照片不一样，大陆的照片毛的牙洁白如玉。"

贺延光： 当时摄影界也是思想解放很活跃，精神也是这样的，我们开始看到了国外记者拍中国的照片，国外记者拍外国的照片，甚至我们开始看到了外国记者拍他自己国家元首的照片，太好玩了，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新闻摄影的弄虚作假可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从上到下几十年都是这么做的，最简单，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一张照片，几年以后，我到台湾去，这张照片这么熟悉，我们中国人这么熟悉，怎么和大陆看的哪儿不一样呢，他一个杂志的封面，再仔细一看，毛的牙是黑的，牙和大陆的同张照片不一样，大陆的照片毛的牙洁白如玉，怎么回事，哪个是真的。

 回来我就求教《人民日报》的老同志，当然台湾的毛泽东是真的，我们每次见报都要修版的，那个时候全靠人工的技术修版，就是诸如此类，还有更恶劣的弄虚作假，那就太多了。少掉一个人，变换背景，一张照片改掉几个人，从我们时政新闻开始，到底下的，你现在看过去的照片，你看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的照片，几十年看他的封面，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实际上这几十年，我们的国家风风雨雨，跌宕起伏，有多少故事，有多少让人感动，让人悲伤，可是照片里边显现不出来，在新闻照片里边，在艺术照片里边都显现不出来。

 什么时候都是莺歌燕舞，可能它那个照片背后，它那个时期后面有多少尸骨，饿死多少人，没有。所以我们一直在通过照片在一个假象中活着，但我干新闻记者时间不长，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又在那一个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当然我们这些人要思考，我们哪条路才能走下去。新闻究竟是什么？是工具，是喉舌呢？还是真实应该是新闻记者，媒体就像现在很多人所说的，应该是时代航船的瞭望者。

"当社会这条船要倾覆的时候，我们新闻记者都干了什么。"

贺延光： 我们面对的是问题，不是让你去歌功颂德，歌功颂德是最简单的，面对问题，你作为一个航船的瞭望者，只有面对风浪，你的作用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如果风平浪静，要你干什么。你就想航船瞭望手是起什么作用，我们当时开始反思我们。

 所以我后来给很多年轻朋友讲课，尤其是搞新闻的朋友，你们需要知道那些优秀作品是怎么产生的，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摄影界的前辈，有战争年代牺牲在采访中的有名有姓的40多人，我们当然要讲这些。

 但是同时，你知道优秀作品是怎么产生的，你还要知道我们这些假造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看到了这些正面的，反面的，你都掌握了，你都把握了，你才不觉得新闻摄影记者这个职业不仅是值得你荣耀，你更应该看到它的社会责任，你应该担当什么。我总觉得在我们的国家，新闻记者，摄影记者，你回过头来看，这个角色是非常尴尬的。

 当社会退步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甚至社会这条船要倾覆的时候，我们新闻记者都干了什么，你不要看我在这儿说，你查报纸好了。报纸现在都在，你查报纸好了，你看看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记者们都在说什么，我们的大饥荒时期，我们的记者都在说什么，我们的摄影记者可以拍出一亩地打多少万斤粮食，可以拍到小孩子在稻穗上跳舞，这个照片明明是剪上去的，编上去的，这个照片背后几千万人的生命没有了。

 你要这么来看，回顾我们的职业形象，你要是走进这个岗位的话，你应该感到肩上的责任，至少你要说真话，你再不能办这种事儿了，干这种事儿是一定要算帐的。

 共产党中央你要承担责任，但是作为新闻记者，谁也跑不了，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都是揭示当时的，有些事儿让我非常感动，有一些当事的老记者现在不忌讳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这些后来人。

"历史和真相总会顽强地表现自己，不管过去多少年。"

贺延光： 我觉得这些老同志们仍然值得我们去尊重他们，值得人们去尊重他们。但是你别忘了，有的人即使不说话，你做了很多事儿，历史和真相总会顽强地表现自己，不管过去多少年。所以我就告诉我们那一些年轻朋友，从事新闻摄影，心里边要非常明白这个活儿才能干。

 可不是说像我刚当一个记者，就觉得这个职业不错，荣耀，我背着照相机在大庭广众之下耀武扬威，我开始是有那种心态的。但是随着对这个职业的了解，你会完全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职业。

 我就觉得当摄影记者，技术上是一个前提，懂照相机的，懂影像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拍什么，你怎么拍的问题。也有一些朋友，大家经常发牢骚，觉得我们的环境不好，确实是，问题很多，但是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环境不好，条件不好，你坚持做了，你做好了，它的价值可能更大。

 这个对摄影记者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嘴上说不说咱们不管，心里边愿意跑那些突发新闻，伊拉克、利比亚，日本地震，怎么没让我去，但是你要想一想，中国的事儿也有不少可以做的，经过你努力是可以做的。

 现在记录当今中国变革，变革过程中的戏剧性的发展对影像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当然希望我走过的，比如说政治上的一些看法或者是摄影的一些看法，弯路我都是走过的，我愿意把这些讲出来，让更年轻的朋友一块儿思考，大家都少走弯路。

 过去我们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了。永远犯老错误，太傻了，你要犯新错误去，你去闯荡去，你去往前走，我觉得现在拍我们这个东西实际上仍然有非常大的意义，而且我们以前搞摄影，摄影记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我们给的结果，作为读者只看画面，只看你最后的结果，一般的读者不太在乎，也不会去想你为了拍这张照片，你做了多少努力，一般读者不会管，人家只看结果，我们也应该让他们看结果。

 我们这个努力的过程对哪些人有意义，对我们的同行有意义，大家都是干这个的，大家互相勉励一下，互相提醒一下是有意义的，对读者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对于摄影师来讲，我们所做的努力，这个过程比你的结果是有意义的。你派一张好照片不容易，或者你没拍上，但是你所有为此做出的努力，这种经过对我们业内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

"好照片不是嚼口香糖，它就影响腮帮子，就会影响照片的清晰度。"

贺延光： 摄影就是这样，有时候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拍好，有时候拍好，突然非常偶然。当然成熟的摄影记者它不会放过一次机会，不成熟的摄影记者，眼前老有机会，但是老没有成绩。所以我就想，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包括新闻自由都是这样的，自由不自由，不自由。

 有些限制是毫无道理，但是我们就是跳出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努力对推动社会进步，对争取新闻自由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劝一些朋友，你不要太认真，你就把它当成玩，就跟他们玩吧。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没有什么。

《大师》：因为你看的不是眼前的一个得失，而是整个的长远的历史进程上。

贺延光：但是你先做的时候，你是要非常认真的。我老说一句话，我说我们当新闻记者，只要拿起照相机，就要进入专业状态，手里拿起照相机，我就特别不赞成一些人拍照片特别潇洒，一只手，一条腿翘起来，嚼着口香糖，这都是小事，我就觉得不专业，你作为一个发烧友，爱好者无所谓，但是你作为职业记者，所有的细节你都应该很自然纳入专业。

 好照片不是嚼口香糖，它就影响腮帮子，就会影响照片的清晰度，怎么不会影响呢。就得两个手把照相机抓稳，这是从纯业务方面，从记者的角度，你一进入专业，你的眼睛，你的脑子在不停的看，不停的思考，不停的转动，不能停止了。

 包括新闻记者平常的学习，你这个是不能停的，得有新的东西，丰富你，营养你，你才可能出门看到的东西，你的眼光才可能敏锐一些。甚至我前些日子，我都发了微博，我希望我们这些摄影记者们都上微博。

"140个字，你要把事情说生动，说准确，对你就是一种锻炼。"

贺延光： 为什么呢？140个字，你要把事情说生动，说准确，对你就是一种锻炼。我完全是从摄影记者这个角度，我们很多摄影记者不会写说明，不会写新闻，只会拍照片。那是可以当饭碗，但是不能成为大的记者，不可能成为好记者。

 你要如果对你自己有要求的话，像所有这些，我说进入专业状态都是这样，我们平常接触什么，读一份新闻，读一份报纸，看一段电视，这个过程中都得有思考。你要把很多东西去伪存真告诉你的读者，我们写新闻，我们拍照片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很多假象。

 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时间段，假象丛生，是一个谎言的社会。你怎么能把这个剔除出去，你让你的读者信任你，那对记者，不光文字记者，摄影记者都是一个考验。

 你如果没有学识，你如果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很难说你能拍出一个好的照片，写一段真实的文字来。你知道我们拍照片的时候，经常和你的拍摄对象打交道，有时候交道，可能你采访，事先的沟通要很费劲，有时候可能又很简单，有时候你没有沟通，对方知道你给他拍照片，三种反应，一种是拒绝你，你怎么给我拍照片，这是我们常见的。

 一种是不理你，你拍不拍，你拍你的，我干我的，我是最喜欢第二种，你拍你的，我干我的。还有一种情况，不用你说，我看着镜头在那儿瞄着我了，我自己会给你摆出姿态来，这三种情况，都需要我们去沟通，你即使到一个很生疏的地方拍照片，有时候沟通复杂，有时候简单，简单到你给对方一个笑脸，你给对方一个点头，点一下头，示意一下，笑脸，可能这个鸿沟距离都能解决。可是有时候我们记者都不注意这些问题。觉得我该拍。

"希望我们所走的那个弯路，浪费的时间，下一辈不要走。"

贺延光： 我就觉得新闻摄影是和人打交道，和社会打交道，同时对自己各方面的功力、专业都是一个挑战。我再特别强调，现在这个时段是拍照片最好的时段，我们现在社会这个时段，为什么？你看电影，什么叫电影好呀？看一本电视剧，什么好呀？一定是越有戏剧冲突越好，越有矛盾越好，摄影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比起文革结束的时候，社会往前走了几大步，大家都看得到了，我们自己甚至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仍然对现在不满意，我们仍然看到了很多危机四伏的东西，我们希望社会更好，希望我们所走的那个弯路，所浪费的那个时间，我们的下一辈不要走，让他们更幸福，更快乐。

 所以我们才眼盯着这些问题和矛盾。而且这个时段，改制的问题或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等等方面矛盾最多的时候。

 可是它又不像战争，也不像文革，文革武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我们看起来外在形势很剧烈，现在也有，拆迁，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些内在的矛盾，它的表象不是那么剧烈，在这个时候对记者是一个考验。能不能把故事，把矛盾拍出来，对记者是一个考验。当然需要你的功底。

"生命在这种景象里的遭遇没有，人们都不能脱离那个宣传的时代。"

贺延光： 我举一个例子，汶川地震，我们原来埋怨我们的镜头很多不能拍，甚至一个交通事故都不能拍，这是过去，我说千篇一律，莺歌燕舞的时期是绝对没有这个的，现在不一样了，生活有变化，照相机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原来不是这样，原来大多数中国人临死都没有被别人拍过照片，更别说你家里有照相机，你要给自己的孩子拍照片，多数没有。所以专业记者在那种情况下，你比如说唐山大地震，瞬间死了20几万人，我们现在看到多少影像，很少，少得可怜，有几张影像，大部分还是天空拍的，全景。

 生命在这种景象里的遭遇没有。一个是拍照的人少，第二，仅有拍照的人，人们都不能脱离那个时代，宣传的时代，有了这种照片他不拍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么一个世界震惊的大地震，我们很少看到哪些让人难忘的照片，汶川大地震不一样了，汶川大地震，尽管有限制，限令，开始的时候有不许去，不许报，不许报死人数。但是很多媒体记者马上就报，电视24小时直播，网络24小时滚动，照片、文字成千上万。

 有一段时间那个限制虽然下令的时候下得很严，但是后来不了了之，大家一起冲破。外国媒体对中国媒体是打了分的，不像几个月以前的拉萨事件，把记者都赶走了。汶川地震，你透明了，你进步了，事实上全国人民在这场大灾难面前，这么快的动员起来去支援汶川，应该和媒体的及时报道是分不开的。

 报道把大家动员起来了，因为老百姓你要相信，他一看到中国老百姓还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只要知道了实情，大家就有正确的选择。

"摄影越普及，对职业摄影师，专业要求越高。"

贺延光： 所以说汶川地震，媒体还是功不可没的。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照片，现在三年以后过去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查，问问你周围的朋友，你记住了几张汶川地震，当时可能每个人都看，你现在问他记住了几张。

 我做过这个测试，我也不是专门测试，我问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这应该是多数人一个反应。因为和我们搞专业的不一样，我们天天看照片，研究照片，你让一般读者来说汶川几张照片，现在说不上来。可能能有几张。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镜头无所不在，三年以后应该说特别让大家过目不忘的作品还是不多的。

 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拍照片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为什么难？因为大家都有照相机，都有会照相的，对照片的评判的标准水涨船高，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候，不了解它的时候，你拿出一张影像来，可能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在你拿出一张好照片非常不容易，从这个现象来看，我们应该对职业记者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包括我们网络，网站刚上来的时候竞争，几个网都是比赛，发几十张，上百张，200张，有什么发什么，你就想你这儿热闹了，我作为一个浏览网页的网友我没有时间一张一张看，我要看那个最好的，可是我们有些网站的编辑在这上面就不专业。有多少传多少，传完了，过去了，刚开始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进一步的网络竞争，可能就要求这个图片的编辑越来越专业化。你不是老想着往上发什么，你是要发什么才能吸引你的读者，又节省他的时间。下一步，我估计就应该。

 摄影也是这样的，越普及，对职业摄影师，专业要求越高。这是一个肯定的。

"网络也非常发达，这对新闻摄影界非常好，大家一块儿来监督。"

《大师》：而且像现在的话，跟以前还不一样。

贺延光：它那个背景摄影界是死水一潭，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四月影会》单张作品不是最好的，甚至有的很一般，但是它当时起的作用就是在死水一潭里边扔进了石头。来表达人的情感，甚至来表达恋爱，大家为什么看新呢？

 原来没有这样的照片，鸟笼子里，大家在看小鸟在叫，人们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是想自己如何挣脱这个笼子的束缚，它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要求它能起那么大的反响，关键是在它的意义上，作品的意义上。并不是作品本身的素质如何如何。这个是次要的。

 今天大家都懂摄影了，你搞假照片，你那么容易搞吗？网络马上就给你揭示出来了，原来我们假照片从中央到下边都是，几十年了，我们看的照片实际上是假的，我们都不知道，搞摄影的人少，人家专业人士拿出什么照片，你就看什么照片。

 即便我们在80年代末的时候，90年代初，我们搞十佳摄影比赛，我们那时候就反对假照片是态度非常鲜明的，有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叫李锦，是年轻记者，当时是被新华社，是一个标兵，也受到了很多器重，后来就发现他的参赛作品已经被评上十佳记者了，有读者反映，大别山区两张照片是假的，新华社派人专门去调查，调查以后，证明人家反映属实，你是弄虚作假了，我和新华社的摄影部主任，当时新闻会长蒋齐生决定收回奖杯，《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报》全登了，这事儿很大，业内都知道，但是读者不知道，因为毕竟是你们圈子里的事儿，你登了也是你们圈子里的人注意。

 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大家都用照相机了，你弄一个华南虎，“周老虎”网友揭示出来的，那年我们《大庆晚报》的那个，藏羚羊，得大奖了，被取消了，也是网友举报的，年年都有，这说明什么？

 你这个行当被群众普及了以后，大家就知道创意照片广告照片你都可以无中生有。Photoshop越棒，大家越佩服你，新闻照片不能改变任何影像，这个已经为所有拿照相机的人，越来越多拿照相机的人所共识。

 所以大家就必须监督你，网络也非常发达，这对新闻摄影界，尤其对新闻摄影界非常好，大家一块儿来监督，不像我们那时候做了，我们自己觉得事儿挺大，外边的人不知道。

"捍卫职业荣誉，坏记者得要好记者来管。"

《大师》：你说到假照片，中国摄影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这两个协会都会有评奖，都会有假照片。但是两个协会对假照片的处理态度差别还是蛮大的。

贺延光：它是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网友公众的监督会促进有关部门来证实，有的你还不能回避，像86年全国新闻大奖赛，最佳图片拼到底，后来就被部队有人揭露，就是一个假照片。

 老山前线的，全是摄影师导演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揭露，现在当然离那个时段太远了，当时为什么人家反映出来，你不去那儿呢，丑闻，自己的丑闻还是不说了，但是业内都清楚这是一个假的，以后谁也不愿意提这个事儿了，过去了。但是和现在把假的揭示出来，对人们的影响，对业内的影响还是两回事。

 现在我想这种监督，因为大家都有了这个技能了，都了解这个行当了，搞那个假的也不是太容易。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假照片影响太大，我最近参加了少年儿童摄影比赛，我们就发现，有的作品拍得非常好，小孩子拍的，也有的拍得特别完美，找那个光线，设计一个很古朴的小院，小孩子在跳绳，那个逆光，那个表演，那得跳几十下，所有人物的安排，甚至带着烟饼去，点一块饼，烟就冒起来了，有画面效果。

 我们几个评委都在那儿议论一定是某某省的，一查果然是某某省的。你能赖这个孩子吗？教他的人或者是他看到得奖的那些人都是大人弄的，这种影响，小孩子没准觉得这就叫摄影呢，是我们误导，责任在我们大人。但是你已经看到我们这么批假照片，还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不少。我想这是一个过程。

 只要这个过程我们为维护我们自己职业的纯洁，只要我们坚持，慢慢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大家会捍卫我们自己职业的荣誉。捍卫职业荣誉，坏记者得要好记者来管，不是说业外的人，不好的摄影师得让那些优秀摄影师出来说话，坏警察必须要好警察来管，只有把这个坏警察剔除了，警察的职业荣誉才能树起来，道理是一样的。

《大师》：这个队伍里面的正气和邪气谁压得倒谁的。《红旗照相馆》，那个年代里面不求艺术有功，但求艺术无过。现在大家的意识应该不一样。

贺延光：现在是一个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还有相当的过程。你不一定把这个照片的问题仅看成是一个摄影界的事儿，我们社会方方面面，你说什么都不弄假吧，上学当兵入党，你说什么不弄假吧，谎言的社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摄影界一点儿都不奇怪，所以要治理它。

 治理这种事儿也是一个综合治理，我们各行各业都去努力，一点一点往前走，不要指望它一天就消失，不可能的事儿，它有利益。我们这几个评委把它截住了，没准他在另外一个奖项评比就上去了，另外一个，他当然有利益了。

 而且得了奖，对这个地区的行政领导，主管领导，都是一种荣耀。这都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我们说是谎言的社会，他一定和方方面面都有利益的，才这么做的。不是简单就说，我们照什么，不照什么的问题。

 当时为转移病人，在病房外把施工的拦板立上，外面写着“施工重地请绕行”

《大师》：你刚才说SARS的时候，当时也是颁奖，然后你的发言是在场的一个反思，所有的照片都是4月17号之后的报道，那之前其实媒体没有声音。我觉得那是很清醒的一个反思。

贺延光：SARS，我记得2月份，我到了昆明，下了飞机场，看了《南方都市报》封面照片就是两个武警巡逻，我看了这个照片我第一反映是SARS太厉害了，军人戴口罩巡逻，没有命令，他是不能这样做的。

 我一想在北京看美国打伊拉克，这已经到后期了，我们就传说SARS过来，北京开始出现抢大米，抢超市，我们报社食堂熬的药的汤，每人必须喝，我父亲在301医院病复发，必须住院，我到住院处办手续，住院处说你能不能再拖半个月再来。

 我说没有床位吗？他说我劝你，这段时间不要来。医院的走廊里，电炉子熬的药，所有的医生护士戴口罩，平常不是所有的人戴口罩，我父亲住不进院，那个时候已经传说SARS了。

 我们事后也知道，媒体曾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不行。我们有宣传纪律，我们有上面对媒体的要求，我们要开人代会，我们不能影响这个，影响那个。甚至在广州，我和新华社一个现场的记者，后来聊天，他说广州，巴西足球和中国足球广州比赛，罗纳尔多，媒体上就报罗纳尔多到街上买了几个手机，有很多好玩的新闻，他跟我说，中国巴西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巴西运动员就看不懂，看台上的观众怎么这么多戴口罩的，陪同就跟他们巴西人解释，戴口罩，不戴口罩分别是两个不同组织的球迷，他们代表不同的立场。

 我说我们为什么是一个谎言的社会，处处说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SARS向北京逼进。至少是从广州那面过来的，媒体是知道的，但是媒体有它的系统，朱镕基有很多话，你以为就能说出来吗？温家宝你有很多话，能说出来吗？你说了，报纸能给你登出来吗？新闻能给你报出来吗？你作为总理也不行。中国这只无形的手非常厉害，非常恐怖。总理也不行。

 后来当然经过大家的努力，SARS这个事儿政府也调整了政策，这方面还有医学界一些人物的努力，蒋彦永把这个事情捅到国际上去了，后来我到地坛医院，他们医生跟我聊天，来查他们的时候，当时没有公开，要转移病人，那个SARS病人弄的救护车里边装不了几个，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办呀，弄到一个病房里，把病房外边，把施工的拦板立上，外面写着“施工重地请绕行”，中外记者到这儿自己就绕行了，他们太相信了。这是医生跟我讲的。

"镜头无所不在，是新闻自由的一个条件。"

如果新闻界内部，有很多我们这个过程是我们有些经验是需要分享的，对我们提高业务是有益处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往往把我们的内部的行业的表彰向全社会来展示，好像是在宣传部门的领导下，我们做的这些。你这就不对了，你的表彰名单，包括我在内，全是4月17号以后的，当然我要提出这个问题。

 汶川地震，汶川地震最后他们也表彰，我找我们总编辑了，我们报社有两个名额，我是在其中，我说我不去，这是我们编辑部和编委会两次投票投出来的，我说我们要走的时候，你再传达他们的精神，不许报道死亡人数，不许派记者去。

 传达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傻了，大家讨论怎么分组具体方案，后来我说了一句，我说这样行不行，要不是因为成都机场关闭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走了。温总理都去了，他不让去。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机场。我们总编辑已经了一下，行。

 我们这么情况下才走的，我们自己内部编辑记者和头儿达成了一个默契，我们才这么走的，走了以后，后来我回来以后，我们头跟我说，一翻你的照片，上面又来电话了，不让你们去，你们为什么去。后来我们的头儿说，这样行不行，他要再传回来照片，你就写一个“本报驻四川记者”，谁不知道贺延光是北京的，我说事儿完了，中外都反映媒体这次表现不错，你要在大会堂大张旗鼓的，我说我不去领这个情，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我的报道已经搞完了。

 我们头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也不必说这个理由，反正我不去，最好把这个名额让出来，让给年轻的同志。第二次我就不去了，我干嘛去呀。我是说一个事情过去之后，我们中国人要聪明起来，我们摄影界要聪明起来，就在我们内部需要交流，要讨论问题。

 不是说仅仅非常简单的你好，我好，大家都表现不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照相机为什么我们去拍这个镜头的时候，闯进俄罗斯的帐篷手术室，被愤怒的俄罗斯医生把记者赶出来，应该让我们讨论呢。

 我们为什么看到有的摄影师在废墟面前支着大照相机，在要求一对受难的夫妇，为他做出这样的姿势或者是那样的姿势。为什么有的摄影师专门去派遇难者的面部表情，这个照片究竟怎么拍，镜头无所不在，是新闻自由的一个条件。

"当我们一旦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怎么约束自己。"

贺延光： 但是当我们一旦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怎么约束自己，你这个照片应该怎么拍才能表达灾难，尊重死者，照顾到家属的情绪，家属死者的尊严，家属的情绪，读者的接受能力，你都要考虑。

 如果说仅仅以拍灾难为名，仅仅去镜头对着遗体，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到处横尸遍野，到处都是，但是你怎么拍，你想没想到你尊重别人，尊重死者。对我们这个业务来讲，当然是要讨论这些问题了。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下次什么灾难，我们一样让人家赶出来。

 你要想人家俄罗斯医生在救人，我们的镜头的侵害性，我们甚至从直播的电视画面里我都听到，一个受伤的伤员好不容易扒出来了，现场很乱，大家往外抬，你就听到一个画外音，因为是直播，在喊“招招手”，要求那个伤员招手，我自己猜想，喊这个话的人是摄影记者或者是摄像记者，因为他需要形象。可是你想没想，那个人是要死要活，还要为你招手。

 我们拍了照片是为什么？是为了宣传，我们仍然没有跳出工具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一个新闻。

 我们今年看了日本的灾难和我们的拍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死者，死者的家属镜头是非常讲究避讳的，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的问题，我们老是吐痰的问题没有解决，闯红灯的问题不走人行道，老是这些问题。这些最基础的问题不解决，你怎么往前走呢。

 所以我说，每经过一次事儿之后，我觉得这些经验的总结，教训的总结都是非常必需的。我是听说西点军校教学净讲那些失败的例子，我们也看到西方记者一天到晚在给他的政府挑毛病。

 我们拿这种眼光来约束自己的话，看看自己的话，你才有力量。你才能让读者信任你，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努力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很难去要求每个记者都是那样的。"

《大师》：警示和教训转换过来都是下一次的经验。

贺延光：即使是别人的，我们现在很多经验是别人的经验。比如说文革我才15岁，我能知道多少东西呀，饥荒的时候，我是有印象，但是我就是觉得饿而已，吃不上饭，我还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还有很多优待，就是那种情况，我自己也看到了很多情况。但是总体来讲，57年反对派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书本、影像都是别人的经验、经历都是教科书，当摄影记者，你的学习应该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果脑子里边没有东西的话，没有独立的品格或者是独立的思想，我不相信能拍出多么优秀的作品来。

《大师》：如果一个摄影记者心里不明白的话，你怎么指望他拍出明白的照片呢？

贺延光：你也不要指望所有的摄影记者都会那么优秀，优秀的人在哪个行业都是少量。这是看你这个人本身，你对自己是什么要求，你就会朝着你的要求方面去努力，这个努力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很难去要求每个记者都是那样的，那也不现实。

"张火丁是我很敬重的一个艺术家，周云蓬也让我非常感动。"

《大师》：你就是那种蛮执着的一个新闻摄影，你在《中国青年报》一呆一直呆到退休。

贺延光：因为中青报的环境可能适合我吧。其中也有几次，有一个大党报，头儿也叫我去，跟我谈，我坚决不去。后来说你怎么不来，这儿容不下你，我说不是，我开不起玩笑。我当时正在他们单位的走廊里，我说，您看，站在你的走廊根本听不到人喘气的声音，我怎么来，我们那儿多热闹。领导也笑了一下，他也知道我的意思。我也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我。

《大师》：93年那会儿，三联草创，钱钢希望你去。

贺延光：我们都参加了很多空转，到香港都去过，但是最后没有去，不是三联，是因为当时的投资方，人换了，还有一系列的体制方面的事儿。

《大师》：那你后来都是属于玩票性质的，拍张火丁。

贺延光：因为我的时间也有限，张火丁，我自己只是知道这个人。我说这个人唱得怎么样，拍之前去看她一次戏。在梅兰芳剧院，当时是一个京剧，戏编得也或，唱得也好，张火丁有她自己艺术上的个性，戏散之后，谢幕，楼上楼下全是起立鼓掌，很多年轻人拥到台前，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一个京剧这么古老的艺术，在我们现在这么现代疯狂的时候，还有这么多年轻的票友是我没有想到的。后来老六给我介绍，我说行，帮助你做，我觉得值得做。

 我想京剧今后不会火到什么地方去，但是这些国粹的东西，这些留下来的东西一定会传承下去，有很多人看京剧是买飞机票追着她，而且张火丁这个人值得你拍在什么地方呢，她很看重她自己的艺术。

 你什么时候在电视里边见过她走堂会，没有。你什么时候？春节晚会，人家不走，人家很看重自己的。另外在接触过，我很少和张火丁说话，拍了几次，一次都是一天，两天，我拍了几次。打打招呼什么的，我都不忍心去打扰她，她一进化妆间都完全非常投入，很多事儿不用跟她说，我也能了解她。我这时候没有必要去打扰她，是我很敬重的一个艺术家，我不懂京剧，但是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周云蓬，一个歌星，我说这样吧，你给我看看他的歌，不光是一个歌手，他在歌里边在唱我们大众的声音，而且有很多声音，在富丽堂皇的舞台上唱不了，你可以通过他的歌感受到他的关注，他的文化，他的情感，我觉得都非常让我感动。在排练的时候我就去拍，演出、排练，还有一次演出。

"（《眼光》被禁），到现在没有人通知我，因为什么，下架就下架。"

《大师》：像拍这些，也是一个记录，但是它不是像新闻摄影那样的事件。好像没有特别的像他们搞摄影的会专注某一个题材。

贺延光：这个可能和我的职业也有关系，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讲并不多。另外我在部门也是管这个事儿，还有一些行政上的杂务，你还得管，很难抽出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目力所及，你能看到的，你又觉得有价值的，你能不能主动把这个记录下来，至于你的表达方式，专题，单幅，这个都不是特别重要。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没有必要强求一致。

《大师》：你也没有搞过影展。

贺延光：搞过零零碎碎的影展。平遥，还有云南的大理。我前几年出了一本书给禁了。就是《眼光》。一共是十个，上下没半个月，在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她编我的时候，我就不乐意，这个编辑是新华社的老编辑，有一些东西比较敏感，现在也不是时候，何必费这个劲呢。小波执意要编，我们都是朋友，我说算了。

 像赵紫阳，蒋彦永，这些我都没有收进去，我收的绝大部分是能够公开化的。编的时候，人家总编辑也不错，有一天开着车到我办公室来，我很感动，和我商量这个说明，这个词儿是不是这么措一下，这一句是不是稍微改一下。我说可以、可以。人家签了字才能印出来，不签字我能印出来吗？

 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卖了半天，卖了100多本。书这么沉，我回到北京再拿吧，回到北京，下架，我赶紧到印刷厂去，开着车，后来印刷厂说，不行。人家给我找了两本印残的，没印好，不能卖的，我保留。到现在没有人通知我，因为什么。下架就下架，所以你出版自由，你都是一句空话。

 我曾经给新闻出版总署当时写了一封信，到现在没有公开，因为我牵扯到别的给我签字的人，我也不想让人家很尴尬，我们报社的头儿还见过新闻出版总署的头，一把手，问起我的事儿，人家说，贺延光的事儿没什么问题。

 这么说，但是没有人签字，说是说，没有人签字，这个书仍然出版，我现在并不着急，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是整个环境，看法不一样。我有时候就觉得这种经历都非常有意思，我有劝一些爱生气的朋友，不要生气，假如你就把它当成一场戏，你在上面又客串了一个角色而已，很好玩的事儿。

"我们对历史的教育总是选择性的，不能把一个完整的社会告诉孩子。"

《大师》：还是要有韧劲。

贺延光：对。因为中国的这些问题，我们摄影都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只要为前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要付出努力，就有意义。

 我就代表50后，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我的经历，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我觉得非常好笑，这都是我们玩剩下的。当时红卫兵不是也那样吗，但是为什么现在这样了，因为你有经历了，你经过的太多，你看到的太多，所以你就这样了。

 有的年轻人有一些想法，我觉得也不奇怪，不是年龄出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是我们对历史的教育，我们总是选择性的。我们不能把一个完整的社会告诉他，昨天出李双江儿子的事儿，后来你想，不奇怪啊，当然说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名人的家庭，非常溺爱，这是家长。

 我们整个对孩子的教育，暑期的时候，我看了几眼电视，儿童节目里边，那些故事片老是在打打杀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是说，即便真是战争打起来，我们都要保护孩子，不要让他们介入。

 可是我们电影里边宣传的《小兵张嘎》，中国人从孩子那样，怎么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符合事实，中国人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流血，不是因为好打，是因为很难打。我们最后打赢了，你更不能让这个孩子过早的介入你的政治生活。

 你看我们学校那些标语，美国奥巴马进一个学校讲演，竟然受到老师和家长的抗议，因为美国人到学校不允许政治家给未成年人灌输意识形态，幸亏奥巴马去了讲的是学习和励志的事儿，要不然他可能很难下台。

 所以我们孩子在这样的教育情况下，到处都是敌人。我从小要革命。你说有很多孩子就是莫名其妙，这个车就慢了一点，下去把人家揍了一顿，你要想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家庭当然有问题。我们对孩子的付出，以后碰到一些事件可能看得还要多。

"你不要指望一张两张好照片，人们能记住你一辈子，不可能。"

《大师》：整个社会环境都是很暴戾的。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贺延光是可复制的吗？

贺延光：这个不可能吧，我的经历和现在年轻人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了，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问题的提出，我现在一想，原来我也经历过，看到很多优秀的摄影师，国际上的摄影师，他们拍战争灾难，觉得他们有条件，新闻自由，哪儿都能去。

 可是当你看到他们很多其他的日常类的新闻作品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都在身边。那时候我就开始调整，不要想那么远，把你能看到的拍好就不容易，你不要轻易的让你眼前的东西漏掉。

 我们现在看李振盛也是，他的作品可能在全世界影响很大，很多国家影响很大，可是他并不是北京的记者，他当时是黑龙江的，一个省报的小记者而已。把这个省拍好了，就把中国拍好了。我们现在看李振盛的照片谁说他是黑龙江的照片，整个中国大革命就是那样。你现在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说，每个人不要我去像他那样，我去复制那样，都不可能，因为每个人处的环境和经历都不一样，你的任务就是把你眼睛目力所及，有价值的东西拍到，拍好。摄影是一个实践的积累，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不要指望一张两张好照片，人们能记住你一辈子，不可能。

 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工作一段以后，一定有一堆作品才行。所以我也是那个观点，拿起照相机进入职业状态，这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拍，不是一蹴而就。

《大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恪守自己的职业操守。

贺延光：对。所以我跟我的报社的年轻记者，他们来了，我就跟他们采访的时候开始我就讲，我说你拍得不好，我接受，这方面不要紧张，经验的积累，实践的积累需要过程。但是一次都不能犯弄虚作假。这个是一点儿不允许，允许你拍不好，但是不允许你造假。怕完不成任务，有压力，不行。当记者，你要是造假是危害四方，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大师》：当时一个麦穗上有四个孩子，大家真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因为图片比文字的欺骗性更大，假的跟真的似的。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贺延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