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城里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当工人，为什么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解海龙：我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现在60岁的人倒退回去几十年，都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们过去常说叫生不逢时。

 有人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可是50年代初一直是艰苦过来的，该长身体的时候，10岁、8岁的时候正好是1958年、1960年，就没吃没喝，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你去采访这个年代的人，他们的身高一般都是在一米六五到一米七零左右。

 个别的高一点的那些人都是属于抢吃抢喝，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所以说这个年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自然灾害了。又到了该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上高中、上大学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要什么没什么。

 到了1966年，1967年文革开始之后，毛主席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人就积极响应，就到农村去了，到部队去了，到兵团去了。我去到部队去了，应该说到部队去就属于比较好的了。

 但是到那以后当了几年兵，其实那个时候文化层次都很低，都是初中文化程度，最高的那些人，我们的战友，也就是高一、高二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要说也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也没有什么才华。也没什么爱好，只是一个心眼。

 就是干好每一行，所以当兵的那三年也是很简单。等到回到地方了，回到城里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当工人，为什么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有时候其他的一些教育、卫生，我们还不愿意去，就愿意到工人阶级的地方去。

"干了一阵之后，我就觉得工会就得办一些展览，给大家照照相。"

到了工厂以后我干的就比较杂了，一进厂以后就是工厂的那些技术活，后来我还到过食堂里面干过一阵，食堂里面就是大师傅了，蒸炸煮烙，那个时候工会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经常搞一些文体活动。

 什么宣传队演出啊，什么体育运动会啊，我那时候在工会工作。干了一阵之后，我就觉得工会就得办一些展览，给大家照照相。然后工厂有一架旧相机，我拿起它来给工厂的一些工人师傅们拍照片。

 照完以后给他们扮展览，挂在橱窗里面，他们都高兴地看着自己在车床旁边，在自己的岗位旁边那些劳模式的一些照片。所以每次换上一批照片大家都非常高兴，也都称赞我的摄影水平也都不低。

 所以这个才有了这么一种所谓的爱好，但是真正的说起来，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的追求了，或者是说变成自己的一种事业了，还是得应该从1976年说起。

"大家全进去看四月影展，被当时记录的那些影像所震撼。"

《大师》：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解海龙：1976年4月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的运动。那个时候它还不叫运动，那个时候就叫四五事件。就是周恩来在1976年1月6日去世了，当时周总理一去世很多人都到天安门去悼念，去给他们送花圈、送挽联，写诗词。

 就在这个活动当中，很多的人，尤其有文化的这些人他们都抒发自己的情感。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追悼会，大的悼念活动来对当时四人帮的不满，写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诗词。那四人帮肯定不干了，就派出镇压，镇压的时候就发生了四五的那场事件。

 一批一批的学生冲上去，然后他们又动手，结果就抓起来一批人，好多人拍照片，好多人抄诗词。但是说拍照片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因为那个时候有相机的人特别少，但是两年之后。

 那个时候我是抄诗词的，我就到广场看哪的诗词写的特别有震撼力，能抒发感情的我就抄。回来给大家讲天安门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当被镇压下去之后，我们这些人也就慌了，赶紧自己藏起来就说我没去，就调查。

 我们把看到的任何一切都说是听说的，听说什么什么，听说什么。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听说那人挤的，挤的我脚都站不了地了。人家说听说你的脚还站不了地，我说不是，听说脚踩了一脚泥，踩了我一脚泥。

 就加一个词，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不得不加了听说两字，实际我们都去了。1978年了，四人帮垮台了，老百姓们整个都欢呼，都庆祝。于是，那些个关押起来的一些拍照的人，以及写诗词的人他们就都平反了，他们的照片也就拿出来展览了。

 当我们看到四五的那些展览的时候，那个时候展览他们就成立一个四月影会，四月发生的事情成立的影会，叫四月影会。四月影会搞了三期，第一期是在中山公园的兰花亭，那个时候的门票是3分钱的一张门票。

 大家全进去看展览，被当时记录的那些影像所震撼。这个都是1976年发生了事情，这是四月影会的第一展。第二回，应该是在一年之后还是两年之后，这个展览就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了。

"也有人说，三小于二，二小于一，就是不如以前第一届那么震撼了。"

这个时候展览的性质，内容就有所转变了。它不局限在四五那场运动了，这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开始个有了新的一些个，这些年所禁锢的东西，大家就觉得祖国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都欣欣向荣，百废具兴。

 尤其精神面貌，包括那个时候都不让说爱情两个字，男人和女人都不许站在一块等等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一展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新兴的东西。所以到了1980年、1981年的时候第三次是在中国美术馆展的。

 这个时候展览就完全跟第一届不一样了，反映了很多大学生重新，工农兵招大学学员了。很多年轻人抓紧时间学习了，当然也有一些抒情的一些东西。也有人说，三小于二，二小于一，就是不如以前第一届那么震撼了。

 但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时代往前推的走的，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东南亚的一些摄影家们他们也影响中国。所以很多人拿着相机也在开始拍一些风花雪夜，小花小草啊。比如说王苗是第一届，她是一个发起者，一个女摄影师。

 但是到了第三期的时候，她自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就是拍一些从田园里面拾回的小花。她已经形成这么一个风格了，拍田园风光等等，拍的很有诗意，很有味道。所以到现在谈起来了，她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艺术属性了。

 一方面，第一咱们说四月影会第一回完全是属于记录今天，记录现实，记录那个事件来传递一种信息，它是传播学。而后边的那个第三期，它完全是欣赏价值的，它是一种被赏析、审美，从这个角度去的。

 所以摄影从现在我对它的认识来说，不能厚此薄彼，不能说这个好那个不好，摄影是一个多元的。

"我就是看了他们的那些照片以后，几天睡不着觉，就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大师》：就是说四月影会对你走上摄影道路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解海龙：我就是看了他们的那些照片以后，几天睡不着觉，就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不管怎么说也要买一台相机，那个时候没相机，一台相机也得几十块钱。

 所以我们要想学摄影，自己跟自己就得斗争了，你到底是选好了，如果喜欢摄影的话就得花钱。可是大家知道，在70年代末如果要想买一台相机就得花血本了。有的人买一台电视才100多块钱，像昆仑的，北京的那种小电视9寸的才一百六七十块钱，就一台电视。

 这个电视还能全院看，全院好比说六五家，全院二三十口人大家都围着一个电视看，利用率很高的。但是，选择了摄影之后呢，就觉得我一切都豁出去了，我也要买一台相机，属于自己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在工厂，我不能指着单位的那台相机，那台相机是不能拿回家的。我要天天在工厂里面抱着那个相机，就没法出去拍片子了。所以当我看好了一台87块5毛钱的海鸥203，一个折合式的简易相机的时候。

 就在想拿什么钱去买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1979年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涨工资。那次涨工资每人平均每个月涨7块钱左右。所以在补上10个月的工资就70多块钱就有了，这一下就等于突然间就多出来70多块钱工资。

 是我们过去两个月的工资，那么大家就在筹划着这70多块钱干什么，比如说凑一凑钱给我爱人买块手表，还是给我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买个什么小衣服等等的就这么想。当然我整天在外面跑，我爱人也说，不成的话你就买个大衣吧。

 因为整天看着外面挺冷的你也没个大衣，但是我最后把我的想法跟我爱人讲完了之后。我说你看如果咱们自己家买了一台相机，咱们每天都可以拿它照相，给你照，给咱孩子照，孩子现在一岁了。

 如果从现在开始照起，照到他20岁，照到他结婚，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集，咱们把这个影集交给他的时候，这是多珍贵的一笔资料啊。我爱人一听也挺高兴，说那就买吧，相机就这么买了，但是呢，为难又来了。

 我说能不能我替你来献血你就不说话了？

 就是你有相机没有放大机也不行，自己还得冲洗、放大，你不可能到外面去。所以这一个放大机也是75块钱，我看好商店一台放大机之后，就不只五六次的下班了之后就到商店的柜台去，看着它。他们都认识我了，天天来了以后，"哟，又来了".

又跟这蹲着看，看完以后问了很多很多，然后就走了。然后都觉得这个人也没钱，老来看来。但是有一次我真的有点着急了，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放大机台到家里？于是我从东单的卖照相机的商店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同仁医院。

 同仁医院那正排着一个常常的队，我就赶紧跑过去问，我说你们排队干什么呢？他们说献血。我说献血有什么补助吗？人家说给点面包，给点鸡蛋。除此之外，还补助50块钱，还给三天价。

 我一听这个待遇真高，一下还给50块钱，还给三天假，都挺值的。于是我就问人家你们是哪个厂子的？人家就说我们是半导体7.3厂的。我说能不能我替你来献血你就不说话了？

 然后吃的你留下，你回去还可以休假，他听了以后就答应了，然后我就替他义务献血，可是义务献血给的那点补助，我就高兴的拿着钱就跑到卖照相机的商店了。一进去急不可待的把那个钱搁到柜台上，我说我买这个。

 这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这一个柜台长长的，平常都是我一个人看这个放大机，好多人都在瞧，那人又来了，大家都议论。这次我拿着钱去买这个放大机的时候，五六个售货员全跑过来，对我表示一种祝贺，哎呀，真有钱了。

 就帮着我又包装，又这那的，我出来的时候他们还都帮我抬着，给我送出商店门口。我绑在自行车架子上给蹬回来了，进了门，我到了家以后，我个人就问我，这是什么啊？我说放大机。

 他说谁的啊，我说是别人的，说先借着用用，后来他就不信。他说这个放大机谁借你用，你要放你就上人家放去。你给拉了，都装好了不像，你快跟我说实话，你的钱是哪来的？这个时候我才想说是借的钱买的放大机。

 但是没有瞒过他，这个时候忘了一个细节，就是我吸血的棉花球还在胳膊上粘着呢。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说你去献血了？你喜欢我同意，但是你不能不跟我商量，这是一个大事。其实他那个时候也不太懂，现在要说起来我们已经知道了。

"咱们没这工夫让你学这个，你要这样的话干脆你当记者得了。"

《大师》：您当时拿了放大机、照相机这个装备都齐全了，想的是不是就是拍片，拿奖，把这个钱赚回来？

解海龙：过去我们曾经自己就是摸索着买一个小书，一本书一毛三的、一毛八的，最贵的两毛二，我都把这些书买齐了，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更高级的书。就是那些小册子，如何拍风光，如何拍儿童，如何拍舞台，就是这些小册子就讲这个故事，讲这些事，技术。

 然后我就给它学，学完了就按着那个去做，实践。当放大机也有了，照相机也有了的时候，那个时候脑子里面就想着我怎么能给我发表作品。刚才你讲说怎么能够给它赚回来，这个在那个初期没有人这么想过。

 他们只是想我有这个爱好，我就一定在这方面要成功。我要有作品要发表，而且还要登到报纸上。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工厂，每天拿着书，我的工作性质还是挺轻松的。比如说我在保卫科，保卫科不是天天老有事，有案子了我就出去去调查，没事的时候看看书，尤其照相这种书跟我这个保卫科还沾上边。

 因为保卫科你还得破案，还得学。所以就这样也没人说我什么，但是后来我天天抱着书，看完了如何拍风光，拍儿童。再看如何拍舞台，结果我们那个保卫科科长就急了，说你这个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一会舞台，一会又风光了的。

 我说既然学摄影就都得学会。他说，咱们没这工夫让你学这个，你要这样的话干脆你当记者得了。就这他一句话刺激我挺深的，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我早晚有一天我要用一种证明，我一定能当上记者，当时就这么想。

"一年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指标，就是我每个月一定要有三张作品发表。"

《大师》：当时您摄影还是一个人刺激了您是吗？

解海龙：要说受影响的是四五的展览，要说刺激是我这个科长。这个科长对我这番话我真是记在心里了。后来当我真有一天有那么个机会被文化馆的一个老师看上了，说我照了很多照片，发表了。而且拍的不错，于是就找我，问我愿意不愿意调到文化馆工作，其实这个事就算已经讲到1984年了。1984年我是还在工厂呢。

 赶上了几个大活动，1984年又是建国35周年。那一年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指标，就是我每个月一定要有三张作品发表。当我这个月过了十天我还没有发表作品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在第二个十天补上。

 当我前20天一张照片没发发表的时候，我一定要在月底的这10天把三张作品发表获奖。所以就这样我第一年竟然一下超额了，原来是一个月发表三张，一年就是36张。第一年我就发表了50多张片子，第二年我又是超额。

 就是自己永远给自己下一个，就是有事没事你一定要出去拍片子，拍完片子回来就一定要想办法投出去。我把我们家房子的门，这个门都是往里开的，外面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家放号是205.等到我一关上门的时候，里面的门上全是征稿启示。

 能贴上三四十张，我注意搜集全国的，北京的各种摄影比赛，我给它划上记号，几号几号就截稿了。奖励是什么，我都记下来。这样就等于1984年那一年，我竟然在十一的时候获得了三个全国大赛的一等奖。

"你想在报纸上发表，您一定要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鲜花啊，生活美好啊，妇女儿童这种东西。"

《大师》：您都拍的是什么啊？

解海龙：三个内容都不一样，因为我拍的片子题材还是特别广泛的。但是，我掌握了一个技巧，就是你想获奖，你想在报纸上发表，您一定要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鲜花啊，生活美好啊，妇女儿童这种东西。

 所以都是特别欢喜的，比如说我的一张作品是爱与乐，就是在我们文化馆的附近有一个小孩在吹泡泡，吹完了泡泡，泡泡都飞起来了，妈妈抱着她，她就拿手去抓。这个照片就反映了一个计划生育好啊，只生一个好啊，妈妈怎么抚育第二代。

 影调，质量各方面很到位，所以这个片子就得了国际摄影大赛的银牌奖。还有一张片子就更符合题目了，建国35周年，他们就是想拍祖国的春天。这个祖国的春天是一种广义的，我就在想拍什么，最后我跑到工地上拍了长城饭店建设竣工之后中国的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长城饭店。

 它是涉外的，专门接待外宾的。我把这个饭店拍的非常好，而且还用了对比的方式，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古代式的小亭子。那个亭子是弯曲的，曲线的，而新的拔地而起的是玻璃式的，现代化的。而且还有一个小人物，在升降的窗户里面。

 起的名字叫古与今，这种对比的方式，所以就这样。再有一张就是建国35周年十一的那天晚上，烟花正在燃放，然后我拍了一个杂技演出的演出团，他们骑着独轮车，顶着伞，伞上面还有一个人在骑车，后面是烟花放，前面是一个人。

 这三张片子就在十一过后的没几天，同事给我来了通知，都是一等奖。后来他们就说，哎呀，你真是我们摄影界获奖的三连冠。那个时候中国女排刚刚有三连冠，说你总得奖有什么技巧、经验吗？

 我说这很简单，首先你要把技术这个东学到了位，不管它的影调的处理，色彩的对比，构图创新，以及这个形式感的东西，你要给它到了位，这是技巧方面。第二个就是内容，内容就是一定要创新，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性很强，主题突出。

 结果就按照这个套路不断的投稿，回回得手。而这之后，我就在北京广角摄影协会任副秘书长，组织北京的很多的摄影的朋友给他们讲座。组织他们外出创作，回来给他们办展览，请一些外面有名的人他们讲座。

 所以这个协会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力，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就给他讲我们的心得，我的体会，很多人一来都冲我人。说你快去，听听她讲怎么得奖。一进门我说大家不要乱，赶紧坐下，签个字，一会我们还要抽奖呢。

 既然大家到这来学习，我想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想多发表作品，多获奖。大家不要急，一会我就给大家讲讲如何能得一等奖。结果大家哈都笑了，笑完了以后都坐下听，所以每次活动都有吸引力。

 所以那样我一个月真是五六张的发表，有的时候同时发出去七八个展览，过几天就都回信了，都入选获奖了。所以在短短的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这些年当中，这六年当中我有300多幅作品属于获奖了。

 也有不少人跟我一样，就是专门打奖。一领奖的时候就是这些人，一上去又见面了，我们互相先握握手。发奖的人跟我们一握完手之后祝贺祝贺，等到下午又一个颁奖的时候我们又去了。结果又是这个人再颁奖，又是你啊，然后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名称。

 也是戏称，叫获奖专业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名好不好听，反正获奖专业户就觉得好像在夸我们。实际上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个其实别不是特别挺听的一个称呼了。

"即便是赞扬一个事，你也不要这么肤浅的去表现，藏则深，露则浅。"

《大师》：当时有其他的声音吗？当时您获了这么多奖肯定有很多夸奖，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比如说您媚俗、甜俗，这样的声音？

解海龙：当时整个大的环境就是谁获奖多，谁就有名，当时大家就说谁谁得真正奖了，而且那个时候谁得什么奖全国人都知道。摄影界的人不多，所以一说谁谁谁在第十二届全国影展当中获了一个铜牌奖，是搞摄影的人就全都知道了。

 所以大家也就都特别羡慕，但是真的反对我的实际上是我的老师。他是一个部队专业的老师，他拍照片拍的不多。但是呢，他甘当梯子，专门扶植一些青年人，给人提供一些方便，给人讲讲怎么潜心学习啊。

 不急于求成啊，多学点知识啊，给人讲这些道理。每天他会在家里写很多信，给不同的他的一些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他也一直希望我能够接他的班，将来在文化馆当在职的老师，可是又觉得我这个路不太对，一天到晚就是得奖。

 片子又都是甜甜美美，你想我那些片子一颁奖就是爱与乐，晚年乐，悲悲乐乐，与民同乐，就是这种乐的。后来我说我就形成风格了，将来我拍100张片子，全是以乐，大人小孩。有的是夸社会主义好，有的是爱妈妈，爱老人，爱社会，五讲四美。

 全是乐这怎么不好，后来他说不是，他说你拍这个片子有点浅，不深。即便是赞扬一个事，你也不要这么肤浅的去表现，藏则深，露则浅。艺术的东西是一种，比如说我要照你，直接这么拍的和我在镜子里面反光出来你的影子都不一样。

"另外给我点播一句话，说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

他反映的很深，所以他给我讲叫藏则深露则浅。另外给我点播一句话，说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摄影它是一种催人向上的，歌颂的。但是它的很大作用是传播、记录，更多是传递人一种信息，给人一种感染，让人一种思考。

 看了你的图片以后看了就不忘。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个100张片子的影展，当我回去在路上到家里的时候，我依然就对那几张照片就念念不忘了，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这样的片子越多越好，光是这种肤浅的东西。

 所以咱们现在看起来，一个全国影展一来就十几万张片子。为什么90%以上的片子全是废片，我们现在是叫读图时代，可是我们现在又说是一个垃圾成堆的，垃圾图片太多了。对着这啪就张，他没有什么想法，最后这也叫作品。

 所以这样的话，老师的一席话说完了之后我开始反思。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所获奖的那些奖杯奖牌，全都一个一个擦，一边擦一边回忆。我这个奖杯来的多么不容易，怎么去拍，爬了山，甚至有的时候碰见什么险。

 像我们一个朋友，被大蚂蜂蜇的这半拉脸都肿起来了，最后就为了拍一个蜘蛛网。你看了这个蜘蛛网没什么，可是它永远都不会忘掉的。所以就这样，我一边收拾这些奖杯奖牌，获奖证书，一边回忆了我这些年创作的历史历程。

 于是我觉得是这些奖杯奖牌绊住了我的脚步，所以要想从头再发展，就是要首先否定自己，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拿报纸全部都包了搁在纸箱子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家还小，一个14平米的房子，我就给它塞到床铺底下，满满满满的那个床底下全是奖杯奖牌。

 回头自己就在一个日记本里头写上一些让自己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学习，充充电。要想不让人家说摄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艺术门类的话，一定要用行动来证实。所以就这样开始不断的去一些书店，站在那看书，看上半天搁在那又走了。

 那阵看的书，应该是历史上的摄影书，那些书也不太多。应该说在80年代的末期，应该是在1986年、1987年、1988年的时候，有一些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个时候的一些书，了解了一些摄影师。

 咱们国家的摄影师就是像吴印咸，侯波，当然也有像将军摄影师等等看了他们那些书之后，就觉得还是窄了一点。因为中国的摄影史，其实就是中国的军事摄影史，就是围绕中国这几个战争留下了一些影像。

 还是想看一些思路更多的，所以也看了一些国外的摄影师的书。80年代中期，所以看了那些书之后，还是有点坐不住。看了两本书之后就觉得你看人家怎么拍的那么深，有想法。而且人家是整体的，不是七零八碎的。

 自己就觉得也想动手，赶紧就找一个题就去拍。但是还是有点急躁，真正的使自己沉下来了。或者受了刺激了，还是1988年、1987年有那么几个人。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我身边的朋友，也不是什么大师。

"实际他是脑子里面有了诗词，再去找这些画面。"

我觉得做到现在他们依然做的很好。我现在比他们出名，可是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讲的时候，我都要讲是他们启发了我。其实一个人叫徐勇，这个人跟我一天学摄影。然后也经常到农村拍之照片，他挺有文化的。

 他读的书比我多上几年，在一个工厂里面做工程师。但是他拍片子，他给这个片子起名字的时候都是唐诗，比如说拍荷花吧，他会起上小荷才露尖尖角。一个大荷叶上落上很多水珠，他就会说大珠小珠落一盘。

 实际他是脑子里面有了诗词，再去找这些画面。还有一个孩子在白洋淀上划船，摇船弄破水底天，他都是这些词。我就想，我要是有这样的文化此外多好啊，让人一看都是有诗意的。其实风光摄影讲的就是意境。

 所以你起名字都不会，最后弄一个片子，起名叫尘、无题，这不是缺心眼吗？毛病，一说无题，不是无题，是没文化。所以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拿他当榜样，可是没几天就看不见他了。过了一年，当他再一次频频出现在社会上的时候。

 他已经是成功的完成了一个大的主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北京的胡同。当大家都在不知道如何是好，拍什么内容的时候。他却对准了北京的两千到三千条胡同。我们认为这些胡同拍出来以后是不能得奖的。

 也没什么内容，胡同甲、胡同已、胡同丙，胡同之一、之二、之三，拍了几百张，上千张全是胡同，无非就是有白天的胡同、晚上的胡同，雪里面的胡同，下雨的胡同。有的是达官贵人的四合院的胡同，也有的是老百姓的大杂院。

 但是他把每条胡同的地址，是什么什么胡同记下来，拍摄于哪一年，哪个月，然后讲述这些胡同的一些故事，很感染。最后出了一本书《胡同101像》，就是101张照片出这本书。出完这书之后他又在台湾出了一本繁体版的，又在如果出了日本版的，最后英文版的也出来了。

 好多国家都纷纷的找他这本书，他成名人了。于是他借着这个势把上海的里弄又给完成了。很快他又把绍兴的水乡、陕北的窑洞弄完了。他干不完的事，一天到晚往外跑，而我们这帮人，今天拍什么啊，在大门口转转。

 明儿又拍北海去了，后儿又拍天安门去了，就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就感觉，你看人家拍那些东西，他就是一种记录。他是一种抢救性的，如果将来这些胡同都没有了，只有他的影像存留，这叫一种史料价值。

"一谈呢，给了他1200美金，六张照片。我当时就傻了，谁能有1万块钱就是万元户了。"

更让我特别叹服的是，竟然有一天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找到我，说你们这有一个叫徐勇的吗？我说我们这没有，但是我认识两个徐勇你找哪个？他就说拍胡同的。

 我说，那是我们广角影会的会员，是我朋友，你找他有事吗？他说想见他，我就把徐勇给约来了。美国的大使是美国人，讲中国话讲的很好，然后就聊天，赞赏的一些致辞。

 徐勇听了之后你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的总统布什，这是1990年，布什看了你的片子了，很希望收藏你的照片，在白宫里面展示。要你画册里面的六幅。结果徐勇一看说那好吧，我给你洗，一周之后咱们再见面。

 一周之后徐勇拿来照片了，那个人也来了。一谈呢，给了他1200美金，六张照片。我当时就傻了，1200美金，1：10，现在是1：6，1：10就是12000，1990年的时候，谁能有1万块钱就是万元户了。

 他怎么想到了呢？看来还是文化，我还得学，还得追，就在追的过程当中我竟然又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徽滁州市地区报社的记者，年轻人有一天找到我。他说经常在报纸上和各种展览上看到您的作品，你是摄影的大家。

"他一听特别高兴，等于到了北京办展览来了。"

我这次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在我们农村拍了10年的农村的摄影了。您看您给我指点指点，我说谈不上指点，这样你把照片拿来我看看。他就把一个大提包拉开了，咵嚓一下倒出来2000多张。

 我现在说起来就是大小不一，灰了吧叽，有的纸都窝窝皱皱的，就都抬出来了。我一看这些照片你什么意思？他说你给我看看，给我讲讲。我说这些照片曝光就不准确，这张找还有点虚，这张构图就有问题。

 我给他讲半天这个，我说你说说这个照片什么意思。他说是这样的，1978年12月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讲的主要是中国要改革开放了。我一直在农村，我是一个基层摄影的发烧友，所以我经常到下面拍片子。

 我们附近有一个凤阳，凤阳那边有花鼓戏什么的，我就拍他们的民俗拍了很多，也经常参加个比赛什么的。可是后来呢我就看那边的农民特别苦，他们种田、种地。他们的孩子吃啊、上学啊都有困难。等等等等，所以我从那开始就追踪报道他们那个村。

 一直从1979年就一直拍到了1989年，拍了整整十年。所以他把这些片子全倒出来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听傻了。

 我说等等，这张照片什么故事？一讲他说这个照片是整个摄影当中故事当中的切片，我把把它拿出来，走着走着，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这是一个发展。就这样我把它2000多张照片，我竟然以一个报社编辑的身份的感觉。

 一个一个一挑给它挑出来100来张，剩下的1900张就都给它打包收起来了。我说这100来张你好好的给它制造成24寸，要精放，然后在我们这给你办展览。他一听特别高兴，等于到了北京办展览来了。场地费呢，我说免。

 大哥，不行我得感谢你。回家洗完照片回来了，带了三个墨镜，就是蛤蟆镜，我说谢谢你。你要给就得给三，一个还不行，因为我旁边还有两个兄弟呢。结果人家带了三个，现在这三个墨镜加起来好像也就是二三十块钱。

 但是就觉得人家好像也是挺尊重他们的，就没白天晚上的帮着人家督展，把自己家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小块的地毯也给扛来了。扛到文化馆铺好了，麦克风插好了，跟人家文化馆馆长说，咱们有一个展览，名字叫什么呢？叫汪强十年说凤阳摄影展。

 一些请柬也寄出去了，到1990年10月这一天，展览正式在文化馆开始了。可是没想到9点钟开展，到了差几分9点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的一个电话，说这个展览停止，千万不要动。大家傻了，说好不容易布置好了怎么不让动了呢？

 再一看部队也上岗了，警察也来了，几步一岗几步一岗，我说怎么了，哪出事了。一会的工夫，9点来钟，车队全是奥迪。后来我们才知道，十任全国人大的委员长万里要到这里参加开幕式来了，跟着来的温家宝等一系列领导。

 他们一来，你想想人大委员长要到一个地方看展览，后面各级领导，像文化部的，中宣部的都来了，都是一些司长什么的。我们就傻了，这个时候我们馆长说的，你快来，快来，赶紧调整。原来是我主持这个活动，现在咱们调整一下你来主持。

 我就负责陪委员长，因为高级领导来了以后，最基层的领导一定要站在他旁边。他就站在旁边了，站在不到两米的小地毯上，电视台，摄像机，照的全是他和委员长，都想笑了。我就说首先向大家介绍来宾，来自哪，我就干这个了。

 所以，这个事我是一个参与者，我的感受最深。我就在思考他为什么，他那点破片子一张照片也获不了奖，全都该撕。怎么最后就一整版，我们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张照片那是难上难，他怎么一发表就是一整版，然后各种报纸齐上，电视台也找他。后来就悟出来一个道理，摄影到底是什么？

"摄影不仅仅是艺术。不仅仅是传媒，摄影也是生产力。"

《大师》：您继续说，看了汪强十年说凤阳这个。

解海龙：这两个人，一个徐勇一个汪强，两个人完全是不一样的。后来徐勇拿着他的12000块就开起生意了，做起买卖了。北京的胡同就在北京的是什刹海那搞起了一个到胡同旅游的地方。说起来现在摄影到底是什么，摄影不仅仅是艺术。

 不仅仅是传媒，摄影也是生产力。摄影也是一个商业行为，也能够创造文化产业，就是说我们现在喜欢摄影拿他来干什么，真是好几种人。有的人就是一种艺术的追求，有的人就是职业，我只要活着我的相机就不离身。

 走到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眼前，不能把新闻丢掉。发生的一切事件我要记录下来，但是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摄影就是能够通过我的这种给它处理了。本来是20块钱的一个胶卷，照片就能卖到2000块钱，2万块钱，就产业了。

 这个也不要说哪个对，哪个不对。所以这个就等于是我从工厂，从喜欢摄影，一个发烧友，甚至用"卖"血来追求摄影。才使我在今后的这些年当中，每按动一次快门我基本上是要做成本核算的。我出去搞一个专题，我出去一个月带上几十个胶卷。

 每按动一次快门的时候是会深思熟虑的，我不会嗒嗒嗒嗒，我现在也不会。这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一个习惯。然后获了那么多奖之后，我可以沾沾自喜了，我觉得我是大师傅了。我走到哪吃饭都不花钱了，各地的影友一来。

 你就是那个文化馆的吧，我也是文化馆的，你是我们文化馆的骄傲。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文化馆人的骄傲了，我突然间感觉我这条路有问题。所以摄影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弄明白的，摄影其实它就是记录是它的第一属性。

 我们如果拿它当做一种创作，一种形式感的东西，那么其他跟我们相比较的东西。像美术，那些画笔比我们都强。所以我觉得被人看得起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记录功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向往当一个记者。

"然后我的敏感就来了，我一定要看看这是怎么薄弱。"

而且我在工厂转到文化馆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我在干什么。前面得奖这段不能说是走的弯路，是一种铺垫。是十年磨一剑，当我碰到我所要拍摄、记录的时候，我会到那就能拿下来。我不会因为技术问题（拿不下来）。

 所以到了1987年的时候我就显现出来了，我在转型了。有一次我到广西融水去拍少数民族过节，可是到那没拍成。但是我突然发现他们那基础教育非常薄弱，落后。然后又在电视里面看到一条新闻。

 说目前广西自治区的基础教育很落后，我们各级都要加以重视，就是这么一个县级的播音员说的话。然后我的敏感就来了，我一定要看看这是怎么薄弱。就到了农村走了80多公里，到了一个寨子里面看到了一种情景。

 这次的采访使我之后就起到了一个很关键性的转变。就是在拍摄老师在背着一个孩子教书的时候，那么老师的脸我是没看到。我听到孩子们朗朗的书声，可是她身背的一个孩子仅仅不足半岁，于是我就激动的把镜头换上广角的。

 慢慢把门推开，抓拍了一张老师背着孩子教书的场景。要说在南方可以说是很多见，母亲背着孩子干这干那，干农活，教书也是其中的一样。但是在北方来说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所以这张照片拍完以后我就想问，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她没有告诉我，她推我出去，不接待，说我们没有办法。无奈，那么我也不放弃，终于查到了她叫戴红英28岁，有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仅仅五个月。大的拿绳子拴在家里面不让他跑远，而小的她天天背着去教书。

 就是这样她不耽误孩子的课程，而且年年都是先进。我就把这张照片发表在了中国教育报和中国妇女报两个报纸上。这一发表之后，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赞许声，大家说你这个照片深度有了，有了这种思考，给人家联想也很多。

"他肯定有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太懂，我拍下这张照片了，起名叫雄壮的入场式。"

所以你过去的照片那种甜俗，这张照片是一个起点。所以当这张照片发表完之后，跟着三个月，这是四月份拍的。到了七月份我竟然又拍到了一张更令我身边人感动的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就是1987年的唐山搞了一个特别大的伤残人运动员，这是1976年之后，唐山刚刚恢复，他们搞起了一个伤残运动员。因为大地震之后他们的伤残特别多，残疾人。于是全国各地的运动员都去了，我也有机会赶到那了。

 我拍的那张照片简而洁说，就是一个没有腿，用膝盖在走路，挥动着帽子，精神气质特别好的，在像主席台上和看台上的人欢呼。他在干嘛呢？他在入场，我起了名字叫雄壮入场式，没有腿在，就用膝盖这么走。

 他肯定有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太懂，我拍下这张照片了，起个名字就叫雄壮的入场式。在全国获了个大奖，这两张照片还都没有脱开，我说这么好的感染我一定要投稿，一定要发表，一定要获奖。

 结果两张片子都得了全国的一等奖，一个是希望之光，大奖，得了一台32寸的大彩电，我专门给领回来了。一个雄壮入场式得了一台海鸥DF的相机抱回来了。但是，没有意识到这些片子将来不仅仅是为了参加比赛了。

 我就从里面总结了半天知道了，这些照片有深度，有感染力。大家迫切的想知道这些照片里面的故事，尤其是想知道他们这些人，这些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生存状态，他的故事，他为什么这样，他现在怎么样等等。

"你是摄影报社的一名记者，你的身份转变了。过去叫创作，现在你的任务叫采访。"

所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是雄壮入场式，我只知道他是残疾人，就得了大奖了，运动员也挺棒的，可是腿怎么摔的一概不知。我这之后就转到中国前沿报到记者了，到了报社当记者了。我们的主任叫贺延光。

 他就把我的雄壮入场式拿出来，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更正你一个话题。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已经不是文化馆的创作员了。你是摄影报社的一名记者，你的身份转变了。过去叫创作，现在你的任务叫采访。

 有的时候，我背包完了我说主任，我出去创作了。回来，你不要创作，你出去采访，这就是性质。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片子依然还都是处在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当他给我讲完之后，我开始知道了，对一张照片之后的那些人物、环境都要有一个交代。

 就是我们所说的5个W，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在做什么，结果如何。你这五样给他说清楚，就是一张很好的新闻照片。新闻照片和纪实摄影又不一样，新闻摄影就是两点，一是传播的内容，信息量。二，时效性，今天发生的事，最快的速度传出去，过去我们就第二天发表了。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拍完一张照片，我们同时就可以在电脑上一弄就出去了。5分钟之后全世界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就叫时效性。

 当你的作品发表在一个媒体上了，不管是什么媒体，发表在媒体上了他就叫新闻摄影。如果你拍完这张照片只搁在你抽屉里，它只是叫一张照片，不是新闻摄影。而纪实摄影，我的体会是它没有那么强的时效性。他可以一年、两年，甚至50年，作为一个专题一拍就拍出来了。当然了，50年拍一个专题的我现在还没有看到，20年拍一个专题的，我现在就是。这个体会是什么呢？记录一个群体，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战斗的部队，一个连队等等都可以。

 他从那一天开始记录的他这些年生存的轨迹，他们那种变化。然后纪实摄影突出的是纪实，纪实在哪？一，真实性，不容一点忽视。如果在这里面改变了他这种真实性，这是绝对不能容忍了的。

"也有人说摄影干嘛了，摄影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谁呢？是社会。"

也有人说摄影干嘛了，摄影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谁呢？是社会。我也认可，我现在也认可。我不能说是我解决的，是我提出问题来了，后面就有人解决。比如说我也参与到解决问题其中的一员，那是属于我后来升华到学术性上去了。

 我把它变成学术了，我也跟着讨论，我也跟着去做，我也帮着孩子。比如说我也拿出钱来人家，但是我实践证明，如果我提出问题，回头我自己去解决，这就是根本达不到。我们家没金山，没银山，我拿什么帮助孩子。

 我顶多拿一个本，拿一个笔，我也把我自己的心灵，不能光说我也做。比如说我挣了5000块钱的稿费我拿出来给孩子了，比如说我又得到5万块钱人家给我的，我给人家当一种产品出来的代言人，我就说这么好，那么好。

 好完了以后给了我10万，我就要拿出该给谁的钱，人家出广告的杂志得要那个钱，后来那个钱我给他送到青基会去。

"有他们就不寂寞，但是怎么能往深了拍就得靠你的思考。"

解海龙：所以这说起来，应该说希望工程的事来了，所以有了前面徐勇、汪强这二位，他们都是纪实，我就开始想，我也得向他们学习。我得选一个题材，但是这个题材一开始选的大，比如说我选北京的变迁。

 这个题太大了，忙不过来。几千人，几万人都在拍北京的变迁呢，也不是你的强项。我如果要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我有一个直升飞机。我再有几套设备，后面跟着我在拍北京的变迁呢，这不行，我要拍中国农民。

 在好的政策下，农民生活慢慢提高，这也忙不过来。但是我经常去农村，我对农村的体会比较深。所以后来我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一大帮孩子追着我，看热闹。而且你不拍他，他还得在你前面的镜头往前蹦，往你镜头里面钻，我觉得孩子们还是挺可爱的。

 有他们就不寂寞，但是怎么能往深了拍就得靠你的思考。所以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发现确实有很多孩子不上学。我就体会到，在城里面不可能孩子不上学。只要这个孩子到了7岁，到6岁半，他就一定要上学去。

 没听说过谁家的孩子不上学去，除非极个别的小儿麻痹，残疾、聋哑。即便是聋哑人家也上学，这是北京，可是外地就不一样了，经常会看到一些孩子在学校门口玩耍，等到你一去拍照片人家就跑了，有的背着孩子跟门口玩。

 经常会看到里面的孩子跟那跳绳、玩儿，外面背着一个弟弟就在门口趴着看，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一截住他们就问，小朋友，你还没问题呢，他回头就跑，背着孩子就跑。跑到好远好远不敢回头，就这样，吓着了。

"我就在那看着那个大标语，思来想去，不行，我必须马上回去，我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我说这些孩子肯定有他们的故事，再有就是1990年的那个冬天。我跟徐勇等某人一块从北京出发，到了河北，从河北到的山西，又从山西到的内蒙，就这一路我们五个人坐着车，自己开车去的。自己找自己的路，自己的创作。

 有的人就拍农家的小院，农家的小井，什么磨啊，辣椒、碾子这些。有人拍农民，影调挺棒，披着大羊袄，系这手巾，那种就跟雕塑性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就没有形成风格，而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看了这么多人的东西了。

 我就觉得我在找，找什么，这个时候我又一次发现了什么呢？一个孩子他在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回家吃了点饭，又拿着一个小煤油瓶，背着一个破书本在走。我就追着他，说你干什么去？他说上学，我说晚上6点了，你还上什么学？

 晚上也上学，我就知道了他们上夜课，等到我赶到那之后，他们那些孩子们就开始点上了煤油灯，就跟这上课了。我说农村这些孩子多刻苦啊，城里这些孩子老说书包沉，不好好上学。我说这要是反过来，农村的孩子要像城里孩子他们渴望读书。

 而城里这些孩子简直太应该像他们学习了，就是脑子里面这么想。回过头来，在回来的路上，走着走着就看着农民那个墙上写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标语又让我停下了，我就觉得这又是一个点，一个新闻点。

 这个标语又触动我，我就坐在那，那还是一个雪天，真的坐了有半个多小时吧。好多人都喊，走吧，我说你们回去吧，我就跟着再待会。我就在那看着那个大标语，就思来想去的，不行，我必须马上回去，我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你现在少盖学校，将来你省不下钱就得盖监狱。"

我要把我已经形成一半的思路的东西落实于行动上。第一就是跟单位请假，第二我就要调研，第三我就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然后为把这个专题拍好做好准备工作，所以我就在那天的晚上就回到招待所，我把我的想法就跟那几个朋友说了。

 说完之后他们几个的意见不统一，有的人说你最好不拍这个。因为你过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拍了片子就能发表，拍了片子就能发表。你一拍这个容易发生一些误解比如说土老破旧，老少边穷。

 灰色的、阴暗面的东西多，人家都会说你对社会不满等等的。我说甭他妈废那番话，我不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我就一种激动，而别人也看出我这种激动里面带着一种燥，也一种不满的情绪等等搁在一块。

 我是真正体会到，还他妈废什么话啊，还面子，谁面子啊？那个时候，这他妈要是面子，以后这帮孩子，将来不上学，就是到北京就抢，就偷你就盖监狱吧。你现在少盖学校，将来你省不下钱就得盖监狱。

 我说，我们就得到让那些孩子们都回到学校，都能够接受教育。他们一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有的人说你一定要给它整出一个思路来，不要光拍一家子五口人，只盖一个被子。我们过去经常听到，两个孩子只有一条裤子。

 你这样第一，西方国家就会拿你这个照片作为一种口实，来宣传你们社会主义的不好。你无形当中就给那些个西方媒体送去了宣传的炸弹什么的。后来他们一说这个我就冷静了，我说我不能在这个方面反这个错误。

"掘一口深井不见不水不罢收。那个时候就急赤白脸的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

可是我还是要做这个事怎么办？于是我就写我的日记本里面，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然后我还写上，掘一口深井不见不水不罢收。那个时候就急赤白脸的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

 说看来啊，就是在要做一件事之后，一定要有思想基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然后才能够别人说什么你才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说服他们努力。但是呢，你了解中国国情吗？你知道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吗？

 中国的教育，中国有多少孩子也得有一个数。回来我就赶紧急不可待的翻书。我国有9000万小学的适龄儿童，6岁半到13岁的孩子，就是小学适龄儿童。如果你14岁了，你想上一年级，小学不要你了。你必须是6岁半那个时候一直到13岁的。

 他都有这个规定，后来又知道有9000万，中国有2.2亿在校学生，有近2亿的文盲。10亿当中有1/5是文盲，就是这些我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太值得我要做这件事了。买了地图，贴在墙上，就开始画圈。太行山，沂蒙山，大别山。

 其实就都是革命根据地，又都是老区，老区就是革命根据地。然后就是国家级贫困县，就是具备这么几条。于是都做好准备了，我就给我们文化馆馆长写了这封请求，就是做这件事的报道。

 我说我要请假一年，把全国各地的国家级的贫困县，老区山区跑遍，拿出一组如实反映孩子渴望读书，如实反映。拿出一组如实反映老师辛勤的耕耘，第三如实反映教育的现状这么一组照片来，办个展览。

 文化馆的馆长也激动了，他也是一个文化干部。在部队复员，他过去也是作家，就批了。海龙的想法很好，于国于民大有好处，我支持。但是经费望你自行解决，可不是吗，你要干这件事我时间给你了，经费你自己去找。

 你不是没朋友，你找谁谁谁，你找谁谁谁，我这个时候就在想我哪有钱啊，但是我可以去一个方式，比如说一个中学的同学做生意去了，挣了一点钱。后来当他印名片的时候，他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可是他又喜欢摄影。

 他说我要能入会，写上摄影协会的什么会员，我将来就是层次高。我说你想入会，咱们俩可以谈谈。比如说我带着你出去拍片子，我能让你发表几张作品，你就能入会了，但是有一条，咱俩的路费你出。

 这么一说完了，他说没的说。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于是我们就上陕北、浙江去了一些地方。就是这种方式，他也给我出钱了，后来他一看我拍的片子挺好。也有那种感觉了，他说，这样得了，我给你出钱，咱们接着把全国各地跑遍，版权归我。

 将来我出书，我出书还能发表，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不对了。什么叫版权是你的啊，我说这咱们这事不成。后来他一看那就吹了呗，就自己干自己的去了。我就这么着开始，我心想这个钱没有，没办法。

"你们是一个慈善单位，机构，我怎么会跟你们要钱呢？"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看到了一个大黑板，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朋友，让我们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使节约一元钱，帮我一少年。底下写着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么几个字。

 我说你们是哪的？团中央的，那个时候的青基会还是团中央机构下面的这么一个公益活动。可能是刚刚注册，人们都说这是一个社团。后来我说你们要搞这个活动的话，我说我愿意参加。他说你怎么了，我把我前前后后一介绍，他们一听，说那你这个肯定是要干这件事了。

 我介绍你见见我们领导，我跟他们领导一个一个见的时候，只提我要干什么，只提我的需求就是要一封介绍信和一个地图。后来他们就答应了，说难道你不要钱吗？我说我不能跟你们要钱，因为你们是一个慈善单位，机构，我怎么会跟你们要钱呢？

 他们一听特别高兴，不要钱的这是真的了。就这样就答应了，可是真正的到后来他们给了我5000块钱是因为什么呢？是有一个领导说了。说你使什么胶卷啊，我说我是乐凯的，他说多少钱一卷啊，我说3块多一卷，他说能保存多少年啊？

 他说"噢"，他说还有好的吗？我说有一种柯达的进口胶卷。那一个胶卷得三十好几块一卷呢，他说那个能保持多少年？我说那个能保持一百年，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出一个100年的概念。其实中国中国摄影史才100多年。

100年的底片咱也没见过，后来他说好，谁谁谁你来一趟，你去跑青旅那边给我打一张支票，写一个条，借款5000元。这5000元仅做买胶卷用，买1000个胶卷就是3000多块钱，剩下1000多块钱就是买纸、买药，洗，这就是成本。

"一毛钱买饼子，一毛钱买鸡蛋汤。就等于一顿饭就两毛钱"

工钱都没有，就这样的话，他给了我一张支票，拿回来我就跑到文化馆就给交了。我们领导听了以后，快给他另一本账，就是解海龙这个账一打开，哪天哪天入了5000元，哪天出去买什么了，哪天出去买什么了。

 实际上就是两笔账，一笔胶卷3300元100个。剩下那1000多块钱就是买了纸和药，做了2000张照片，一张照片平均才不到1块钱。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特别省着给它使的，这个钱就没有了，花光了。而我出去就是河北、山东、河南、山西。

 都是路费不到十块、二十块就到了，坐的硬座火车，到那就住老百姓家里。有的时候比如说住一个大车店那类的，一个房间能住8个人，一个人两块钱的住宿费，就在一个大土炕上，就赶大车那样的，就这么过来了。

 一毛钱买饼子，一毛钱买鸡蛋汤。就等于一顿饭就两毛钱，一天都到不了五六毛钱就完了。所以，有很多人问经济怎么回事，条件怎么样。我说这个用不着，困难的也不是走路，也不是爬山。

"拍完走了，拿人家当例子了，最后说人家一大堆不好，真正钱来了也到不了他们手里。"

困难的就是我们走到一个地方都不大受欢迎，都认为我们会给当地添麻烦，不会真正的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拍完走了，拿人家当例子了，最后说人家一大堆不好，真正钱来了也到不了他们手里，都是这种思想。

 所以初期走到各地的时候，困难重重。但是还是一个山一个山地跑。就这么样开始了我的专题，我的专题原来不是说叫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考察纪实录吗？后来就怕人家一听这个，你是干嘛来了？我说基础现状，考察、纪实。

 人家说你是哪的？又没什么证明，你即便拿出一个介绍信来是团中央的，人家讲话，我们上面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我们不接待你，你就没办法，而且还赶着你走。后来，就这样一个县一个县的，到了1991年4月份，我正式的启用的名字是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

 是因为青基会我们俩谈了一个协议书，就是所有拍的照片都由青基会独家使用。所有的照相器材都有我来提供。第三一切的照片使用不支付任何钱，第四就是我发生了人身危险都由我自己负责。就是一个霸王条款，但是那个时候就非常激动。

 这个事终于我能接到这个活，我能够跟他谈成就是以后我们都是真心的，我们都是不要钱的，我们一切都不是为了钱而来的。所以团中央的几个领导看了以后肯定了我，同意我去了。最后走的时候都嘱咐我，说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不要冒险。

 即便是拍不到任何照片，人要安全回来，就是这么一个对我的态度。所以我又不服输，我一定要在这一年时间里面拿出一整套的照片来。到了199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希望工程已经成立了两年多了。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声音。

 他们也没有搞什么大型的活动，当我这组照片拿出来之后，他们全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团中央的领导都出来看照片。一看就被《大眼睛》的照片等照片感动了，纷纷的就说太棒了，太感动了，我们开始搞大活动吧。

 于是叫百万爱心大行动，这是在1992年的4月17日、18日就正式了启动了，在京的各大媒体都发表我的作品，一整版一整版的发表。其中还有邓小平的题词，江泽民题词，李鹏题词。然后就是我的照片，一版一版的。

 人民日报都发表我四张照片，后来《大眼睛》照片陆陆续续都发表了。甚至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报纸上都是每天一个故事，一个照片。都是我拍完了给他，他就在这个报纸上登出这个孩子怎么回事，然后大家纷纷捐款，所以希望工程就是这么着开始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了。

"我一直寻找这种影像，特别特别专注，这种镜头就是寻找一双双大眼睛。"

《大师》：后来讲一下《大眼睛》拍摄过程，怎么就能够拍出来？

解海龙：《大眼睛》是1991年4月，我第一次出去以希望工程为专题出去。我首先就是来到大别山，大别山是革命老区，是山区。是国家级的贫困县，那个地方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有三个十万的故事，就是大革命时期，10万人为了大革命而牺牲了。

 解放初期10万亩老百姓的田地由于建水库给淹掉了，十万当地的百姓由于建水库要移民。就是三个十万的凤县的故事，我说他们的后代如果不上学，我们这个社会对不起他们。于是我就先到了那，围着大别山我转了24天。

 去了六个县，我平均每个县就是四天。那么，我第一次就在那个县里面，我背了七十个胶卷，拍了四十多个。因为我后面还要上其他的地方，所以我就在那每天几乎就是拍一卷多一点。见到了很多很多烈士的后代，老红军的后代，见了很多。

 也见了一些老红军，像老太太他们很穷，他们就在河滩上把这么大的石头子拿来，然后拿锤子给他们砸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就作为铺路石，建筑什么的。孩子也跟着这么砸，每砸一吨给几块钱，太苦了。

 了解了很多这类故事，那么我呢，到一个地方一般都要去学校，在路上看看孩子们玩的地方，住的地方，他们的吃住行，上学，课余，或者他们都干什么。这个《大眼睛》我是在1991年的4月的八九号的，那天是个礼拜一。

 星期五我们就到了金寨了，六日那两天县团委休息，我们就跟他们没接上，介绍信没让他们看到，我们不好下去。等两天，拍了很多别的东西，自己找地方采访完了以后，什么像烈士陵园我们都参观什么的。

 先受一些教育，然后到礼拜一我们在大山里走的时候，看见远处有几个孩子。他们大小不一，参差不齐，背着破破烂烂的书包，穿的衣服也很简陋，在一个山间的路上在走。知道他们肯定是上学去，于是就跟着他们，看看他们一天上学的路上要走多远。

 走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危险。过河、爬山，然后在路上拍了他们一些个行走之间的照片，而且跟他们有过短暂的一些交流。比如说上船的时候，他看我上船了，然后就问，叔叔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啊。

 我说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学校在哪，叔叔你的衣服怎么那么多兜啊，我说这是摄影背心。你们都叫什么啊？叫什么就写，往我手上写，说的声音听不懂。我说你叫什么啊，就猜，猜不着，就是苏明娟。

 然后等到过了河了，到了学校的时候孩子们都上课了，我在一进教室之后，我把相机拿出来，一看其中一个小孩眼睛特别特别大。特别特别专注，我一直寻找这种影像，这种镜头就是寻找一双双大眼睛，所以看到这个场景之后我把它拍了下来了。

 所以这张照片就成为了希望工程中的标志性的照片了。后来在王府井、西单，在北京的地铁里面，或者后来一直到了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这张招贴，宣传画。

"将来会把我的精力和我家里经济这方面的一部分要回报社会，你同意吗？"

《大师》：那其实这些孩子都是比较落魄、贫困的，他们愿意被拍吗？

解海龙：小孩子都不忌讳，他们看到村里面来了人了，然后拿着相机，他们就会特别的新鲜，追着你，有时候还会挤着往你的镜头里面挤，他们都不忌讳。但是有心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心里有故事、有想法他们会躲、会闪。越是这样的孩子我越会追着去问，所以这样的故事也有很多。

《大师》：听说苏明娟就要当妈了？

解海龙：不知道。

《大师》：如果您再见到她，您对她最想的说是什么？

解海龙：我经常跟她联系，因为最后一次联系是我说的大眼睛电影。让她在这里面出任一个角色，而且她自己演本人，纪实的，她拒绝了。她说我现在不宜参加社会上的这些活动，我觉得一是分我的心，二也不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有些个是想的好，往往造成的反映是负面的，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工作好，来回报社会，做一个公益慈善的工作。比如说她每个月工资，我知道的那个时候就将近3000块钱了。她每个月拿出1/3来，因为她跟她的朋友谈实质性的时候。说我将来会把我的精力和我家里经济这方面的一部分要回报社会，你同意吗？那个小伙子对她很支持。

"我庆幸的是选择了摄影，因为它的真实性。它最能打动人，摄影人也为我骄傲。"

《大师》：人家一提到你就是《大眼睛》，就是希望工程，那你觉得这是你的成功还是你的失败？

解海龙：这个得辩证地说吧。不能说一提《大眼睛》就是我的失败，不能这么说。首先就是说一部分人说，一个人一辈子真能办成一件事足矣了。搞摄影这么多人搞，能让全国的那么多人知道你的作品，了解、知道你这个人，那你是成功的了。

 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些人说你最近干什么呢？怎么好长时间没看见你有新作了。你什么时候再拍一张比《大眼睛》还棒的照片吗？我听了就有点急，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一张比《大眼睛》好的，我看看。干嘛逼着我再拍啊，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我退休了。

 你也是搞摄影的，我还盼着你拍一张比我还强的照片呢，实际上该轮到你了。实际上这些东西它是什么啊，一张照片的形成是有很多很多因素的。《大眼睛》也不是因为我拍的多好多好，它就家喻户晓了。它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我们国家在发展变革、转型那个时期，我们找自己的问题，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教育。教育是一个是我们发展的最大问题，要想富，科教兴国。教育抓不上去不行，但是教育又得从头抓，从孩子抓起等等。

 如果教育一个民族，要是素质极差的话，各方面都不成。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老百姓心底一个共同呐喊的声音。而我那个时候拍了她了，如果不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可能就是一幅油画，也可能是一个歌。

 但是我庆幸的是选择了摄影，因为摄影有它的真实性。所以，它最能打动人，摄影人也为我骄傲，我也认为我为摄影人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走到哪都说《大眼睛》的时候，我总是以最巧妙的方式打断他们的介绍。

"说那个孩子特渴望上学，就是说你这条件不好，这不是很明白吗？"

《大师》：其实不仅《大眼睛》，可能您在中国纪实摄影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吧？很多书上都这样提到。但是之前其实也有很多纪实的摄影，比如说李晓斌的《上访者》。

 但是那之前为什么中国的纪实摄影就是没有被公众广泛的接受，而到了您之后大家就接受了纪实摄影呢？

解海龙：这是我最幸运的，这么多人选了这么多题。现在一说，除了我这个好像就说李晓斌也是一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病患者》啊，比如说《麦克》、《煤窑》、《艾滋病》。但是这个社会往前发展，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纪实摄影呢，在我之前很多人都在搞，而且都是专题性的，尤其是各报社的一批记者们走到哪也都关注教育问题。他们没有我这么系统、系列，长时间的，大篇幅的记录这一个专题。

 更重要的是说，那个时候比如说有人拍小煤窑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政策有时候把握不好，社会会有很多人都出来群起攻之，所以就弄得有些人说，你说实话，有很多很多人说你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你会带着一批人给政府添麻烦，等等等等。

 而教育，我要上学这个题是家家户户，从上到下，从老到幼，从领导到普通老百姓都关切的一个主题。他们的话说就是，我给纪实摄影起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选题非常主要，选好了题编辑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一味地就去，我这个题就叫我要上学。

 然后揭露揭露揭露，批判批判批判，批评批评批评，最后拿出这个题以后，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没有起到好的作用。钱也没弄到多少，反而让人家骂咱们有了口实，最后我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把它既拍摄了渴望的那一块，又拍摄了爱心的这一块。

 又把大家的付出起到的这种作用，看到的这种希望，那种圆梦，大家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都承认这个，一承认这个就等于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对那些个纪实摄影下定义。其实纪实摄影就是批评，说白了就是批评，任何一个事看上去是表扬。表扬好的就是批评不好的，说那个孩子特渴望上学，就是说你这条件不好，这不是很明白吗？说小煤窑的姑娘多么艰辛，多么辛苦，他们为了生活，为了建设美好家园，就是条件极差，没有安全保证等等。

 咱们那天也讲了，这个落后的东西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也是。丑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包括这次"723"这个事，这些死了的人，有人我们说他们是不是牺牲了，是不是这个那个的。告诉你，这些人都没有白死，他们都为这个社会的往前发展推动了一大步。

 这40个人会使以后整个铁路这方面，拷问他们从政府到地方，到一切的一切，最后保证今后。要不然的话，指不定哪天又怎么着。所以我说任何一件事出来都是要客观的分析它，谁也不会白牺牲的。

"大家一拍风景、风光，那就什么事也不负责任也没关系，也不会有什么责任。"

《大师》：刚才既然说到了中国纪实摄影，顾铮曾经说过，现在中国的社会在剧烈的变革。而就在这个时候纪实摄影却陷入了相对的沉寂，是这样吗？

解海龙：他在一些研讨会上提到过，因为纪实摄影在中国过去也有人在讨论什么叫纪实摄影。其实西方国家有时候还不提纪实呢。其实，更多的是提报道摄影等等，很多提法。纪实，中国在80年代的中期，就开始提这个词。

 我觉得大家都在一段时间里面的几年当中都在拼命的为纪实证明，为纪实在添彩。但是，这两三年还又沉寂了。原因也有几种，其实摄影一方面我觉得首先是摄影师本人要良知，因为它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

 在搞纪实的时候就不能有一丝的，或者半点的功利思想，如果你要有功利思想，你去为了干一件社会纪实的事，往往就会招来很多麻烦。比如说卢广，他经常会干了这件事就去参加比赛，去得奖。这一得奖，这种荣誉。九个评委有六个感动的，有三个就质问你了，一质问他，他禁不住，里面有一些个我们摄影人是能看得出来的，你是真这样还是假这样。你是做出来的动作还是抓的动作，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能看出来的。所以经常会出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多了。

 甚至还有一些那种后期加工制作，就会给纪实带来很多骂名，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说的是一个记者本身的素质问题。作为顾铮在这个话题里面提到的，他为什么提？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还是说所谓的社会对纪实这块的认识问题。

 比如说大家一拍风景、风光，那就什么事也不负责任也没关系，也不会有什么责任，而一拍这些事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麻烦等等。所以，慢慢有些人就不去再费这个劲了，比如我身边认识的一些著名的摄影记者，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拼的。

 不惜生命的去为了捍卫记者这个名誉、新闻摄影的这块牌子，以及纪实摄影的责任，但是换回来的往往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说我也别卖这个命了，我就拍我的风光得了。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状况呢？一个学习班报名来了40人。

 从各地报名，都到一个地方去拍片子，比如说都组织在黄山，请的全是纪实摄影大师傅们给讲课，全讲完之后出去实习，全拍风光去了。拍完回来的全是风光，浮光掠影，等回来再讲，讲了半天是纪实，又抹鼻涕又抹泪。

 等回头再一拍完片子回来，还是风光。所以，这个顾铮在这方面困惑，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现实问题，包括各报社的记者。真的，你说你参加一个活动你让他交点片子一看，全是浮光掠影。

"好几个大款追着要捐款。说海龙你照片拍的太绝了。希望你把这些东西给放羊的孩子。"

解海龙：现状现在就是什么了？就是大家就觉得摄影再往前走，还是纪实性很艰难，怎么去立。研讨会是一方面，树点新人是一方面。其实我在三天前，你们来的头一天我还跟人民摄影报的副总编辑，我说我曾经在去年给你们总编辑提了一个建议。

 我说这个建议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了，他说你说的对，回去我还接着把你提的这个建议再提。我说现在中央、中宣部、中国文联正在讨论什么呢？现在正在讨论摄影的方向问题，就是我们拿相机人的方向在干什么。

 尤其是在多元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干，什么干都没错，拍风光没错。怎么会错呢？但是整个社会如果它是那么一种大形势和这么一种大形势，是没错。但是，哪个更好一些呢？赖谁呢？于是，我说我早在两年前给人民摄影报的老总提的是什么啊？

 你们是一个媒体啊，这么多人订你们报纸，喜欢你们这个，这么多摄影家愿意是你们的朋友，你也有一个导向作用啊。你怎么就不能够每年根据大家的这种愿望，网上提名也好，或者交多少张照片也好，提提十大人民摄影家。

 你是人民摄影报啊，你提人民摄影家，这个名多棒啊，如果要问我，你愿意做大师还是愿意做人民摄影家？我说我愿意做人民摄影家，这个人民摄影家的份量特别重。摄影世界就在前七八天搞了一个座谈会。

 请了著名的一些大报的记者，还有人民日报社的，中国日报社的，像王文澜他们都来了。说干什么啊？新华社和世界开发总署联合搞了一个摄影的大的征集。名字叫什么呢？叫贫困。所以我最快的，就说截止到这个月，谁去了包头了。

 第一天看到我了，然后第二、第三天找不着我了。实际上我已经闪过他们，钻到一个农村去了，去了就拍到一个大学生放羊，大学生放羊的照片我拍完之后，我就写了一片短文章。又配了几张照片以后，最后拿出来之后，我给评的时候大家看。

 一看完了，好几个大款追着要捐款。说海龙你照片拍的太绝了，你看这个放羊的孩子，大学生，没钱贷款上学。放羊，放的羊也是贷款买的，最后没有钱，电脑也没有，在学校里面是同学借，回家就没有了。

 等一系列，最后我把照片发表出来之后，不是发表了，就当时一打开，人家拿出2万块钱上学的费用，6800块钱一台最新式的电脑，26800都拿来了，就送到我跟前了。说看了你的照片很感动，打照片的时候是9点整，现在是12点整，希望你把这些东西给放羊的孩子。

 那我们赶紧打电话，不行啊，现在12点我还得回包头，我那还一大帮人等我吃饭呢。这样得了，3点整，你们把电脑送到什么什么村，我从包头赶过去，等到三点整他们把机器拿去了。好几辆车都集中在那了。

 等到一下车人家家长和孩子都惊讶了，说怎么今天又来好多车，还拍啊。一下车我说，今儿不放羊了？说今天还不到点，一会才放呢，我说进屋，一进屋，干什么啊。跟你说一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公司的总经理。

 带来一台电脑给你，而且还给你带来2万块钱上学的费用，他们很感动，就把这个照片也拍了，故事就完结了。72小时之内，一个放羊大学生的孩子经过照片跟外面一展示，这孩子四年大学生的学费全部解决，一台最好的电脑送到手里了。

《大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认为的摄影的意义所在？

解海龙：它的力量。

"我说明天早上我来，您同意我拍照吗？哭着说同意了。"

《大师》：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面对快门按不下去的时候，简单回答一下？

解海龙：这你让我想想是什么时候？是不能按。有一个最有意义的例子，你可能有些地方看不到我这个照片了，就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过日子。国家有一个残联组织十大报社到山东去采访，选那些个残疾的家庭，就是扶贫助残的先进单位。

 当十家都去采访一家的时候，我出来了，我说我不跟他们挤了，因为人太多。没有这么干活的，于是我出来跟村里转，有人问我，您是干什么的啊。我说报社记者，采访什么啊？我说采访残疾人。那他们都在哪呢？

 我说在采访一个妇女，她没有腿，但是她做缝纫，养活自己，这就是自强不息。他说其实那家也有故事，我说什么样啊？说有一个女的，跟她丈夫离婚了，但是呢，还带着她丈夫嫁给了另外一个人。

 然后我一听，后来呢？后来家里怎么穷，这个男的怎么来了，怎么帮助他们，现在特别感动人。我就去呗，我进去一推门的时候，洗衣服那个屎什么的，残疾人嘛，你要进去拿相机就拍就惊住人家了，我把相机全都收起来了。

 然后一进门，大姐有水吗？站起来擦擦手，又冲冲，再擦完了，哎呀，你还是到别的家去要水吧，我们家没有。我说山东人都是特实在的，给饭都有，怎么水没有呢？这么一将她，她说那你进屋吧。过去洗干净手，坐完水，沏上茶给我倒上了。

 然后坐那我把相卷搁那了，就是聊天，聊了一下午，最后把这个故事全弄清楚了之后，我说明天早上我来，您同意我拍照吗？哭着说同意了。就这样我开始把他们一天的生活的整个的状况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她和他，他和她，他和他，甚至两个男的之间，那个新来的人怎么伺候那个老的，那个老的怎么一会又疼爱他的老婆，一会又骂他老婆。一会又推，一会又说，就是那种复杂的感情。他一定要让他离婚，让他带两个孩子赶紧走，不要管我了，要不这家全完了，我来掩护你撤退的意思，可是他的媳妇坚决不肯，实在活不下去了，最后说咱们一块过，改嫁，就是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

 拿着相机直接去按，这个故事采访不了，拍不下去，等一切全了解之后，问好了，同意了，我从头做这个故事，非常顺畅，花四个小时就能够把整个故事完成。回来之后，电视台就跟着去了，各种媒体报道，我们自己的报纸，外面的报纸，整版的报道，然后就成了全国的劳模。

 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跟那个女的合影，然后又上天安门城楼，我一直帮他们，最后他的小姑娘考上大学，没有工作，到了北京，我给中国摄影家协会，我们自己的单位给他安置了一个工作，就是摄像，搞新闻的，这孩子现在大四毕业之后，在我们单位工作好几年。

 工作地非常好，先进个人，她妈妈也是先进个人，记者采访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在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后，然后再动相机，他们是有时候在一个特殊环境当中拍照还是……

"实际上我是最安全的。看到下岗的工人都来了，受不了了，我不能太机灵了。"

《大师》：对，有的状态不可能拍。就像当年有一个孩子在那儿捡东西，那边一个秃鹰在那儿待着。

解海龙：那个孩子死了。拷问他们那个，我在1998年抗洪的时候，也遇到这个情况，全副武装要走的时候，我媳妇说等一会儿，驱蚊的要拿着，一会儿跑过来，等会儿要带上口罩，万一有瘟疫，她都想到了，让你带着，到时候她都给你想到了，最后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别的可说了，就是机灵点。

 她不是说你小心点，说你要机灵点，就是特别危险的时候，别往前傻冲，怎么能够机灵点，保住身体，但是这不能说，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真的在那儿遇到这么一个情景了。一个粮库被水淹没了，就在监利县，人都是蹚着水，水都这么深，工人一拨一拨地往里冲，去抢东西。

 我完全可以跳下去，跟着他们拍片子，可是我当时想起我媳妇说，机灵点，我赶紧跳到一个最高的高角度上，拿着相机长头，看起来特别像机枪扫射，特别英勇的一个战士，实际上我是最安全的。但是等我干完了以后，看到下岗的工人都来了，往里来了，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太机灵了。

 这个时候我才跳到水里去，栽了一个大跟头，腿就磕破了，粮食都在底下，一大包，相机摔在水里，一只相机举着，没有淹掉，等到上甘岭的战士把我拉上来以后，在那儿又拍摄了大量的照片，都是一线上的，他们危险我也危险的情况。我站在一个高高的地方，拍他们特别危险的东西，那是机灵点了，那叫"鸡贼"了。

"我不能说是亲临之中的感觉，因为咱们不会有很长时间去了解，我们更多是采访。"

《大师》：有的时候纪实摄影有两种方式，一种摄影师是一个旁观者，一种是我是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人。比如说侯登科拍《麦克》他跟着一起割麦子，跟着一起走，你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拍摄的？

解海龙：我不能说是亲临之中的感觉，因为咱们不会有更多时间，很长时间去了解，我们更多是采访。不是说体验，去了以后，我也不问了，我就跟你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摄影容不得这样。

 更多是跟你在一起，生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两天、一天半、三天，我跟抗洪的一个馒头队，我跟了他们十三天，这就可以了。救火什么的，我就跟着农民蒸馒头的一个队伍，从他们在家怎么蒸馒头，蒸完了怎么倒到席上，之后装到麻袋里。

 一人一个袋子，十几个人就往山上走，渴了、饿了不吃，然后送到部队手里的时候，终于把火打完了，最后一张照片你们知道是什么样？

 睡觉。一片全都躺这儿了，手里拿着馒头。这是我的最后一张照片，好不容易得到馒头的时候，他们一点劲儿都没有，全都躺在这儿。

 累得饭都吃不了。太累了，13天，也不是说这个火被打灭了，还是得借天，一场大雨下来，火也就灭了，最后胜利完成回来。一个馒头的故事，我就做完了。如果只是今天打、明天打，大火、大火，这个就没有故事而言。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影像调查，我是想到一个城市就选一个人，我要他的普遍性。"

《大师》：您现在还在拍这种题材的作品？

解海龙：应该说没有，因为我去年还在说，我现在一直进行得很缓慢，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影像调查，我的拍摄方法跟过去完全不同，哪张照片都不可以获奖，没有办法获奖了，但是我一定要问个底朝天，我有一个表格，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情况。

 家里有几个人，老婆在哪儿，你第一次在哪儿，工资多少钱，有没有劳保，你跟家里面用什么方式通信？打电话？写信，还是上网？多长时间打一次电话？讲述你们家简单的小故事，讲完了之后，你最希望得到什么？比如说我就要户口，你就说户口的事儿。

 其中有一个男孩二十四五岁了，你最希望什么？他说，我最希望有一个男的看上我姐，把我娶走，就这么点事儿，最希望这事儿。我说你怎么这样想呢？他说，因为我当电气焊工人，我供应我大姐上大学，我二姐又考上大学了，还得给我二姐挣学费。我最盼二姐赶紧有一个主儿，喜欢我姐了，把我姐娶走了，我就给我自己挣钱，就可以娶媳妇了，这就是他的愿望。

《大师》：我觉得您这有点像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了，你可以再深入一点。

解海龙：我的光盘上都有这个表，到哪儿都是填表，问着聊着填完了，知道什么事儿了，回头要你一张照片。有一个人，给我儿子家装空调，19层高，聊起天跟我一天生日，他19岁，那一年我是19岁，家是延安的，问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说，我爸爸开车撞死了。

 我那个时候才4岁，我妹妹几个月，于是，我妈就带着我们全家，我6岁的时候，我妹妹2岁了，再找我妈找不到了，我妈跑了。跑了以后，我奶奶带着我们，我竟然考上了高中，我妹妹在家现在上五年级，可是我不敢再上了。

 家里没有钱了，我不能再让我爷爷受累了。于是哪儿困难，哪儿也钱，哪儿危险我去哪儿，于是来到北京格力空调。那个时候一个月能够挣3000多块钱，一天最多能够安4个空调，最热的时候就是这种天气，特别危险。听说前几天，国美电器就有一个人从多少楼层摔下去了，给我讲这个故事。

 我说，你不危险吗？他说，危险，但是我就盼着我挣完钱以后，每个月给我的爷爷邮寄两千块钱，我自己够花一千来块钱。你攒那一千块钱干嘛呢？他说，我还在攒钱，我最希望的就是赶紧把钱攒够了数，把我妹妹从延安带到北京，来看看她的腿，能不能矫正，就这么点要求，这就是他最大的希望。

 说完了以后，我们太感动了，等着拍，一会儿他就出去了，绑好了，跳出去以后，19层外面这个得扔出去，他接过来做好了以后，管子接上以后连好了就成了，又一间，把乱七八糟包装做好了，走了，再见。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

 你就了解到他，他的工资待遇，有没有劳保，安全性怎么样，以及他家里面什么状况，他的教育，有没有子女，子女的教育等等。我拍了好多个之后，不能说见了一个就问，问完了就拍，北京我能够拍200个、300个没有问题，不难。我是想到一个城市就选一个人，我要他的普遍性。到了青岛一定要拍海底作业的，我到辽宁要拍那个高架上的，到了某一个省份，拍洗澡的。

"我拍谁就欠谁的。拍了谁，就是一种负债感，我一定要还你。"

解海龙：我曾经有一次是最难受的，我拍了《大眼睛》之后，谁都知道我拍《大眼睛》了，于是就有大眼睛家乡的一个人找到我，你能不能跟我出去一趟，今天下午带你去见一个人。

 我跟着去了，到了人民医院。进去以后，一家人在那儿坐着，一个小女孩剃了一个秃头，十二三岁就起来了，是解叔叔吗？我说是。她说我叫什么，最爱看您拍的大眼睛照片了，两句话先把我给封死了。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呢？他爸爸赶紧介绍，是白血症。

 败血症都没有事儿，白血症不成。正在找脊髓配对，突然间朋友想起你来了，你能不能帮一个忙，我听了之后正在犹豫的时候，她妈妈说，孩子快起来，给叔叔唱一个黄梅戏吧，这样孩子赶紧起来了，叔叔我给你唱一段黄梅戏。

 唱得音非常标准，唱得特别棒，我就那样听着，相机没有办法拍了，就不能动了，听完了以后，太棒了。我说，孩子好好休息，我改日再来。其实临走之前还拍了一张照片的，她打点滴自然的状态，回到家以后，拿起稿子赶紧发表去了。

 发表以后，我们单位没有把这照片当成每日新闻、综合性的新闻报道出去，这张照片搁在对台版上没有问题，台湾有一个港台版，我们每周一次，就把这张照片搁做港台版上。比如说今天是星期三没有发成，等到星期一发出去了。

 我拿着报纸，跑到人民医院去了，问我找谁，我说就这个床上那个。你不知道吗？前天已经死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门口就这样，太快了。就是我欠她的，黄梅戏你听人家的了，人家给你唱歌了，你没有还人家。

 所以过去我老是说，我拍谁就欠谁的。拍了谁，就是一种负债感，我一定要还你。包括拍完了他，结果他打我，打了以后我还是欠你的，我必须还你。等我真的还了他们之后，这么年他难受，他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你们可以翻翻那篇文章。

《大师》：在现在的纪实摄影记者当中，现代的摄影家中，您比较欣赏谁？

解海龙：国内我还是欣赏卢广。他不怕死，围追堵截，怎么打打不死，多苦也干，他是自费。

"我庆幸一切都是真实的。"

《大师》：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刚才谈的摄影的力量，谈到了给很多人的命运都有改变，摄影给你带来了什么？

解海龙：这句话早在十年前，白岩松把大眼睛和我一块拉到新闻会客厅，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人谁改变谁了？我说的是把我改变了。苏明娟就说，把我和叔叔都改变了，我们俩人都没有错。

 但是我没有说，我把他改变了。因为我一开始不是冲着他，大眼睛最具有代表性，我庆幸一切都是真实的，20年过去了，都是值得推敲的，包括他的家庭状况，包括这个孩子怎么回事。我们不是把一个城里的孩子弄过来，穿一件什么衣服，喷一点眼泪什么的，喊我要上学，这就不成了，纪实就是纪实。

 如果不是我选择这个题，我可能会选择别的创作之路，现在最时髦的就是当代摄影。当代摄影属于在家里面创意、思考，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最后出一张画片或者一组画片。

 他就能够走到市场上去，值几百万，有的甚至更高。王庆松的片子，几百万都有人买，所以那些片子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改变的很好。大家都非常欣赏他们，国外也都认识的人，也挺好的。

 但是，纪实摄影，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坚持这么多年，一直关注这个题，或者放大一点，幅度再宽一点，跟孩子有关系的我都会去拍。我所庆幸的，或者幸运的是，这30年是我学摄影的30年，我拿起相机，买相机的时候，正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改革时间的一个点。

 从我拿相机的那一天就可以这么说，每一个过程我都是随着中国的时代的脉搏，这种变革实际的步伐一步一步走的。当第一阶段，我被四五运动感染的时候，很多人跟我一样，当大家为了成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那个时候拼命打拼获奖的时候，又有那么多人成为跟我一样的获奖人，各省都有一大批。但是最后我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也看到那个时候跟我一样的人，都走到这个路上来了，上海的雍和，深圳的张新民都是这样，从文化馆到报社，到纪实摄影师，就是这条路。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没有错，证明纪实摄影永远是生命力最强的，刚才咱们说起创作性的东西，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还是摄影改变了我们。要不然我们还是摄影辅导员、文化馆，组织更多的人获奖。讲怎么创作，怎么拍片子，怎么用光，怎么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