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说明」

 访问实录按采访先后顺序呈现（上）：李媚、于德水（下）：李胜利、石宝琇、李少童、白涛

“于德水当时说了一句话，就叫了一个”候哥“就不行了。”

《大师》：我知道你跟老侯生死兄弟一样，03年老侯走，您当街就哭了？

李胜利：原来他去世是在预料之中的，但是没有想到速度这么快。我头几天去看的时候，我说要挺着一定要挺着，家里过春节呢，在中国春节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事，不要把这种吉祥的事带给家庭、带给我们。每年我们过春节都不会出户，最起码要过了三十。

 他说行，挺到初三就不行了。当他老婆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街上去买东西，然后就走在路上，她一说我当时就蹲在地上哭开了，别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哭，嚎啕大哭。

 当时我就给李媚打电话，我说我马上赶过去。然后在追悼会上，其实最悲痛的可能是，大家都悲痛表现形式不一样，我一个，李百军，于德水，我们三个悲痛到极点了，眼泪流得身体站不起来了。不敢到殡仪馆里面去。我们都没有往前去，于德水当时说了一句话，就叫了一个“候哥”就不行了。

 就念不下去了，我跟李百军几乎在殡仪馆外面站着，就站不起来了。都在预料之中，但是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承受能力还是有限，就跟兄弟连的感觉一样。

《大师》：您和老侯的交情是怎么深起来的？

李胜利：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脾气有点耿直，拿一个照片让我看，说你看看这个照片能不能用，还存在什么问题，当时那个年代从摄影的角度上，只要突出主题这类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但是当时我拍单位没什么人物，他是用人物，所以他把这个作为这个达到上层的台阶，选择是对的，人总有点追求，没有追求这个人就死定了。

 所以当时我觉得最起码他敢坦诚布公地跟我讲他心里最隐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可以交啊。我认为特别好的朋友有时候说话不过心的，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是想好了再说，或者说这个话会不会伤到别人，不太想这些，我们两个就有点相投。

 我们有时候喝酒敞开心扉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感情就一步一步加深了，到最后我有什么事打电话，他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大师》：老侯特别爱喝酒吗？

李胜利：特别爱喝酒，他老婆是酒厂的。他只要一喝就必醉，几乎就没有特别理性的。我这个人爱喝酒，喝酒的朋友特别多，他一来宝鸡，我就打这个电话约几个朋友，他还特别反对和这个人在一块儿。他不愿意到饭馆去喝酒，非常要到我家去喝酒，到家里又不要什么菜。

《大师》：刚才提到 “西北风”的话题，您能不能详细讲讲？

李胜利：西北风严格地说是有种对影像的追求把大家聚在一起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拍这么一个东西，只是在拍的影像定位上基本上一致的，影像如果定位不一致肯定走不到一起。比方说我是不拍小品的，你是拍观念摄影的，你是拍新闻摄影的。摄影多元化以后分歧也多。当时拍新闻的多，还有拍风光。

 我们拉出来一帮是拍纪实的，从官方的手段来做，把它转换成民间的，我就反映民间这些事，照相机不是为了为了当官的服务，不纯粹是为了领导服务的，或者为一个单位服务的，镜头下应该笼罩芸芸众生，不是单独几个特殊人物。我们这几个人恰恰都把镜头转向了民间了，赶个庙会啊，睡到农民的热炕上啊，反映农民这种原生态的生活状态。

 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基本有一个原则，基本不干涉拍摄对象，这是我们的共同特点。另外把镜头不指向当官的，也不跟潮，按照自己的影像定位走自己的。但我们这几个人当时整个摄影理念恰恰就在这产生碰撞了，然后就因为这个碰撞把大家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大师》：一共有多少人？

李胜利：一共九个人。候登科、我、胡武功、我们老师李少童、石宝琇、白涛、焦金泉、邱晓明、潘科。

 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像大概相似，形成了这么一帮人。我们原来把三年到，那是最原始的当时没有什么感觉，请了新华社的南康宁，河南于德水，一块儿过来，我们几个一块儿，侯登科、石宝琇、我，一起到延安去采访。因为当时什么路都没有，很简单的路，从宝鸡出发到延安现在也就是三个小时，我们那时候跑了七个小时。

 所以这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地漫长，但是我们去了以后，现在回忆起来那是我们最糟的。对纪实的懵懂，那种懵懂恰恰是最灵活的一种东西。现在在乡下的时候还有一点盲目，又不缺主题，也不做方案，就这么一帮人扛着照相机去了，见什么拍什么，而且拍回来的片子，现在好多人把，如果有能力从芸芸众生中间去捕捉一个影像，我们捕捉的是一个影像元素，就一个点接一点，这个点接一点。

 等回来以后把片子取回来以后，我才考虑这应该起个什么名字这个应该起个什么名字。这个时候影像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了，也不是原始影像传达的那种境界，受众者看了我们这种影像以后完全是一种误导。回来我讲这是什么什么大地，老农、丰收了取得名字和影像基本不对位的。因为这个部队给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后期的影像中我们逐渐逐渐走上了影像和文字对位，影像和受众者对位。

 最有意思是我们做了一个渭河的文化扩散，那个时候已经走到我们拍大幅作品的时候，已经拍到拍不下去了，没法再拍了，这个怎么走？到农村就是拍片子，后来起个名字能发表就发表，发表不了就窝在家里。为了拍这个片子，我们四个我、候登科、白涛、石宝琇在我们家里喝酒，因为这个创作。当时叫创作，很神圣的事。

 结果这创作当时进行不下去了，我们四个人喝了酒以后抱头痛哭。然后我老婆就说你们都出去哭去，干什么？楼上楼下都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了。

《大师》：在你们这九个人当中，候登科算不算一个领袖人物？

李胜利：当时我们分成了两波人，潘科、焦金泉还有胡武功他们都是属于新闻机构的。焦金泉是属于群众艺术馆的，他们三个人走得比较近，基本上都属于机关单位的，和我们铁路系统完全不一样，剩下五个人全是铁路的，老师带着我们四个。铁路这波在当年几乎是在群体当中是一个骨干力量，所以候登科也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个代表人物。

《大师》：为什么铁路的是？

李胜利：一个是我们铁路上这几个人比较成熟，这是第一。第二在我们老师的指导下，这四个人的拍摄基本影像定位是准确的，思维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在后期的拍摄过程中间，我们虽然有时候拍不下去了，我们老师说要关注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要深入到基层去拍我们自己喜欢的民工、铁路工人，只有发现这些东西，比天天跑到主席台上拍领导头像要好得多。

 通过这样拍摄以后，领着我们，当时打着伞到八百米深处大水道里面，北戴河里的运媒支线，这样时间长了我们又跑到宝成县，搞了一次基层职工文化生活调查，这样又把我们精神的东西又加固了。

《大师》：您跟候登科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您对他用几个词来概括他，好像有神经质、暴躁、喜欢没来由的一些东西，您觉得这些词汇是不是能够足以概括这个人？

李胜利：概括不了，实际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素养的人，意识形态非常好的人。我说的是他的一些生活小节，在生活中的一种小乐趣。有时候喝点酒耍点酒风是挺好的事，因为他喝多酒就把衣服脱了，就走坐在马路中间谁也不敢惹，都以为是个疯子一样。但这种感觉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发泄，但是这种发泄不是对于社会的，也不是对于某个人的，就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的自我发泄。

 这可能来自更深层次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咱们就无法理解了。像我们光这膀子在大街上走我们觉得很丢人，但是他觉得特别自在，还唱歌。挺有意思的。

《大师》：他一方面既想摆脱农民的标签，但是他拍的作品就像《麦客》实际上就是扎根在农民里头去做的这个事，又想替农民说点什么。

李胜利：他自己想摆脱这个身份，他一辈子都想摆脱农民，到最后临死的时候自己根本无法扔掉这个情结，农民还是农民。后来石宝琇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农民摄影家”他当时对他反感特别强烈。你们是工人摄影家，艺术家。我是个农民摄影家，到最后他说我真是一个农民摄影家，我拍的东西除了《四方城》以外，基本都是农民的东西。

 其实这一点也是候登科最伟大的地方，他出身一个农民，虽然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奋斗目标，自己的理想定位，但是这些定位都在反过去反映他生他和养他的地方，拍农民的时候，他这种情结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东西。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别人好多人不愿意说家是农村的，但是他不是，就是农村的。每年过春节都要到他家，包括全国的有名的摄影家和没有名的摄影家只要到凤翔找到候登科他都安排吃住。向来不隐瞒自己，所以他对这些东西根本不忌口。

《大师》：候登科走了以后，是不是包括你自己圈里的人，摄影界的人是不是对他慢慢已经淡忘了？

李胜利：对，应该是这样。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包括成立候登科基金会实际上就是在付出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候登科在摄影界里的威望。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批人提起候登科都是知道的，但是往后再问后面的人根本无人知道，因为他所谓的作品受众者很少，传媒不是很认可他。

 我们要塑造一个人，虽然候登科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他现在这个契机非常好，早逝是一个原因，《麦客》当时的感觉特别好，再加上《四方城》出来以后，这一段时间的风格几乎在一个顶尖上走着呢，但是这仅限于纪实的圈圈里。可能在这个圈子里你是一个神，但是离开这个圈就什么都不是了。

《大师》：基金会当初做的目的是什么？

李胜利：基金会原来是我和王征在宁夏评选全国一个摄影大赛，当时是全国第一个十万元的摄影大赛去了几个评委，我和王征和候登科的感情也比较好，我们一起喝酒，王征就说老候就这样走了，我们两个就掉眼泪了，说这样不行，我们把50后的事要捡起来。

 目的就想让大家记住候登科这是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就是扶持纪实摄影，全国各地这个社会是面向全国的，两年评比一次，如果大家都认为你的片子够了，我们基金会出一个钱，每一次给你五万块钱辅助你完成这个专题。

《大师》：现在运营得怎么样？

李胜利：运营得不错，前期运营得非常糟糕，评了两届就没再评下去了，没钱了。现在甘肃的古昌把这个接了以后去年又评了一期，两年一期。这是拿候登科的作品交换。另外现在在东北地区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这些人不是特别关注，像广州的，作为西北风纪实片也就树立了以三省为主的，包括宁夏、甘肃、青海这一部分，都基本是这样。有一个误区当开始，甘肃的最原始的古老的房子和生存状态。我们也跑，但是最后觉得这些都不对题。

“炽热的冷火PK冰镇的热狗”

《大师》：西北风群体这个名号是怎么被冠上的呢？

石宝琇：这个也和中国的形势有关系，后面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叫做反思文学。然后波及到了音乐，尤其美术，新兴画展，这些对于我们的感触特别大，我们就觉得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

 那个时候还没有广东的一个歌手的唱的《西北风》，我们就说，我们要刮西北风，我们说西北风就是把镜头对准人、对准基层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凡俗生活，还不是那些灾难、痛苦那些东西，就是对准真正的、凡俗的、平凡的正常人的生活。

 结果就这一点，也遭到了来自北京摄影总会的那些极左传统者他们的反对。说我们是一心拍土老破旧，不歌颂祖国蒸蒸日上的建设成果，不去反映劳动模范，或者是科技人才。

《大师》：你们在乎这些说法吗？还是说一直感到挺骄傲的？

石宝琇：我们厉害，陕西人厉害。我们就找中国摄影家总会党组书记，叫陈淑芬，最后找她说，你为什么在报纸上说我们是炽热的冷火？看上去我们很热烈，但是是冷火，里面就批判了，说我们是土老破旧，不去歌颂什么这些罪名。

 她就请我们到新桥饭店吃意大利餐，我记得很清楚，问我们要什么。我们都要了份西餐，什么咖喱牛肉番茄炒蛋这些。侯登科要了一个，给我来一碗面，意大利面也有吗。然后吃着人家的就开始跟人家较真，你请我吃我也要跟你较真，我们要反驳了。你们总会的报纸这样说话我们，我们要反驳。但是我们反驳了你登不登，因为陈淑芬都说是《摄影报》，当时叫做《摄影报》，就是现在的《中国摄影报》，她是主编。她说可以，只要你写就行。

 结果我们在回来的火车上就分工了，侯登科、我、胡武功、潘科一人分一篇。结果到了西安车站已经写完了都交给我，最后我起了一个题目，叫做《冰镇的热狗》，你不是炽热的冷火吗，我觉得你是“冰镇的热狗”就是极左。

 结果就发出去，我出来就在邮局，就在火车站那个口，你们下火车站的那个地有一个邮局，在那儿就发了，结果没有留手稿。发了以后，石沉大海。因为我们的语言太犀利，他们真的没有敢登。虽然当时在吃意大利餐的时候，侯登科还伸出手，陈老师咱们拉勾、发誓，如果不登怎么办？小狗子。最后他们也就默认了。

《大师》：侯登科生活中其实也是一个酗酒、脾气暴躁的人。

石宝琇：这个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系，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也是一般，最后他的父亲后来染上毒瘾，因为我们在宝鸡那一带，解放前的毒瘾，抽大烟的都很多。我们队上，我下乡的，我是知青，从西安市二中下到宝鸡那个黄土高原里面，很多的贫协主任都是解放前的大地主，因为抽烟刚好抽到解放前，抽没了，所以都变成了贫协主席，贫下中农的代表，而那些贫农刚好就收买这些很便宜的地，有的时候一亩地连一块大洋都不到，最后收到了以后都变成了地主。

 侯登科是因为从小他的父亲抽大烟，然后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生活上的那些困境和屈辱。为什么？人家到他家讨债，他老爷子借钱，而且离婚，父母亲离异，这个对他幼年产生了很多的负面影响，他母亲离婚了以后就走了，跟人家结婚了。父亲有的时候就被人家拉走了，当时抽大烟是罪行，所以他从小就过得很不好，跟着奶奶要饭，后来长大了、出息了，文革的后期，画毛主席像挣钱，那个时候画一张像给几十块钱就很不得了了，所以他在这种当中生活的时候，内心存在着很多的苦闷，和现实有的时候不搭界，有的时候借酒浇愁是正常的。但是原来酒量不大，后来跟了我们以后，酒量渐大，白涛也一样，原来不喝酒，因为他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喝酒，刚刚开始一喝酒就脸红，喝二两酒就不得了，现在半斤应该还行。

《大师》：侯登科在你们当中也是挺好玩儿的一个人物？

石宝琇：他的性格很不错。北京话就是大活宝，有的时候很严肃，有的时候很苦闷，但是有的时候就表现地特别开放、滑稽。有的时候幽默，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学学女人走走路，有的时候扭秧歌、有的时候唱个美声唱法，一会儿又唱个秦腔，多才多艺，还都行。

 你说跳个迪斯科他也能够给你跳，然后经常耍怪，喝酒喝了有五分，装着有九分，让大家把他抬着干什么，反正平时就做做戏，我想这和他的内心是有关心的，因为他一回家面对他的父亲，那就是一种沉重。就像磨盘一样压在他整个的生活上，你想想。

 天天抽大烟，借钱，曾经因为侯登科说，我再不给你钱了，再给你钱你还要抽，最后人家跑到工程处的大门口，下班的时候拿一个碗要饭，说侯登科不管我了，我这个儿不孝顺，把我撵出去了，你们看咋办？就这样，最后没有办法了，爸爸你赶紧回，咱们继续抽。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弥补或者是借助这个来浇那边的愁，应该是这样的。

《大师》：侯登科走了，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石宝琇：觉得空落落的，因为他在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这里面最优秀的人物，也是李老师比较赞赏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一个经常替老百姓拍照片、说话，也会经常在办公室里面，因为他坐到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后来做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坐到企管办的主任，你想如果没有这些儒家的精神，他仅仅是照相，我把我的相照好就完了。但是为什么他做得这么好。

 他还想把工程方面，还想把社会方面，还想把一些事情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做好，曾经和刘志军就是之前的铁道部部长，在北京的一次会上，公开论战，刘志军批评西安铁路工程处的某一个计划或者是什么不对，侯登科站起来说，你说得不对，我们现在怎么样。结果把刘志军弄得没有话说。

《大师》：一周年的时候你们还搞了个展览？

石宝琇：这个回顾展挺好的，真是挺好的，我们就用我们的话，用我们的这种平常的拍的，打打闹闹的照片，不经意的，根本不入流的这些照片，最后做了一个很严肃的展览，结果放到平遥展的时候，陈小波这些原来和侯登科关系不错的，到了那儿以后看了都流泪，我们写的话都是大白话，分了好几个章节。

 虽然在小打小闹方面，干什么都会有，我跟侯登科也经常有矛盾，互相地也有时候叽叽歪歪的。我们之间有时候也都会有摩擦，但是我们一直在走过来，30年在大的方面没有断裂、隔阂、相悖的东西。

《大师》：您当初是怎么选出他们四个来做学生的呢？

李少童：不敢说做学生。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基层返回到机关，整个都要我负责文化艺术工作，在宣传部文教科当科长，那时候都瘫痪了，需要组建队伍，要找人才，要出杂志，要搞活动等等。

 过去我在报社的时候有一些通讯员，那些年龄比较大了，有的经过文革以后，工作岗位也都有所变化。我回到机关以后，组织队伍我就遍访这些有才干的人，通过报纸，我们企业有个报纸，叫《西安铁道报》。通过报纸，通过工会，通过各个宣传部门了解这些人。首先就得发现尖子。一个队伍没有尖子不称其为队伍。1978年的夏天开始陆续接收了这几位。

《大师》：侯登科是第一个出来的吗？

李少童：我和胜利是在现场，在宝成铁路改造工程自动停车的一个机构实验，在现场碰见的，他也在现场拍照片，我和局长他们，铁道部长，也去拍照片采访，就认识了胜利。

 接下来，就是宝琇，我经常在报纸上看见，有通讯报道，有图片，有新闻照片，还有美术作品等等这些，我就亲自跑到宝鸡。我到宝鸡文化宫的时候，宝琇正在那儿换橱窗，搞宣传，什么都学。你知道搞宣传的，那时候基层搞宣传的什么都得可以，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扛着梯子上房，贴标语什么的都得会。画完橱窗，带我到他那个蜗居里面坐了坐。

 所谓蜗居就是文化宫的二楼的一个小化妆室，十几平方米。那时候我们刚认识。他正弄橱窗，字也写得好，版面做得也好，我就没吭声，等他画完了以后，一回头，他就问你找谁，我马上就知道这是宝琇.

他那个十几平方的房子，现在看，是非常简陋，一张大双人床，板床，上面支了一个圆的蚊帐，地下有一个小饭桌，边上有一个柜子，书扔的到处都是，瓶瓶罐罐，就那点地方。外面楼梯那儿，平台上有一个蜂窝煤炉。他要给我倒水冲茶，我说我喝不了茶。说起神经衰弱这个事，就说到文革等等这些事。

《大师》：第三个是？

李少童：第三个下来就是白涛，这是胜利和宝琇推荐的。他非常勤奋，小暗室，一点点草棚子里面，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第一顿招待我们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面筋烧肉，那时候物质生活比较贫乏。

 后来也是胜利和宝琇，把我带到一段就是你们去看过那个，就是立交桥的下面。侯登科当时正在冲胶卷。像我们这些人，我的习惯也是，我在暗房里做工作的时候怕打扰。结果有一个同事把他叫出来，宝琇、胜利一介绍这是宣传部李师傅。他正忙着冲卷，工程资料，宣传资料什么的，要的很多，挺忙的。一说李少童，他赶紧把胶卷一放，水管子一冲。本来我去就是发胶卷，那时候国产彩色胶卷刚出来，我们要搞展览。侯登科也拍得不错，报纸上也经常发稿，发彩色胶卷，就到了侯登科那儿，就这样认识。

《大师》：就在一段那个地方吗？

李少童：对，就是你们去的那个地方，一楼的楼梯间。非常简陋，但是井井有条，很干净。底片什么的，瓶瓶罐罐，闪光机、放大机，弄得井井有条。侯登科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很认真的。不管他的设备、环境换过多少次，到他的房子那儿都是这样。

《大师》：您觉得这些人拍的这种风格，和当时主流推崇的摄影风格是不一样的吗？

李少童：你说的主流，那时候是比较禁锢的意识形态。我们关注基层的一些东西，不管农村还是企业，拍这些东西有些人就给我们扣帽子叫土老破旧。我们那时候还比较草根。

《大师》：侯登科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性格？

李少童：性格是很要强。

《大师》：您可以不必说他的好话，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李少童：他有他的两面性，在性格上也有很弱的一方面，比较固执，在事业上、业务上是比较执着。

《大师》：他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事情有吗？

李少童：印象最深的，那就应该是他走的这一段。我们结识了以后，干了不少大事，开始就是宝成铁路电气化二十年里程拍摄画册，那是1980年开始的。

 接下来就是宝成铁路特大水害的抢险抢建，再接下来好多工程，包括全国的重点工程，京广复线等等，这和我们铁路局没关系，就是我通过铁道部的上下关系，组织他们去创作的。这个时间，大概断断续续就是聚多离少，我们都在一起，还包括其他几个人。都在宝鸡的第一个单元，我们包下了一个单元，这个房子原来是宝成铁路电气化给法国专家建的，几间居室，有洗衣房，有洗手间，有厨房等等，挺方便的，我们在那儿住着。把洗衣房改成暗房。

 就是这个阶段，大概前前后后有三年，当我们任务都完成了，宝成铁路抢建任务将要完成的时候，工作也少了，大家都恋恋不舍，都互相调侃。一个主题就是，二十年以后各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再一个主题就是，李师傅百年之后，咱们是一个什么样子，就调侃。你说我，我说你，都拿一个稿纸，都在画，每个人给每个人画。

《大师》：我们在李胜利那拍到了这组漫画。

李少童：原稿在我这儿，那是翻拍的。就席子上这个小猫是我家的，波丝猫，特好的波丝猫，是我女儿在北京的时候养的一个小猫给我带过来的。退休了以后，我们老两口就和这个小猫关系特好。侯登科每次去了就看这个小猫，非得要。当时已经长很大了，特别漂亮，特别懂人性，我们执意不给，说什么都不给，人家侯登科也有办法，每次去带点羊肝，带点猪肝，给小猫吃。

 有一次我要到儿子那儿，去杭州住一段时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说把这个小猫给侯登科得了。他高兴得很，一直养到他走。在他走之前，我们几次到他家看，那个猫都不离他身边，不是卧在他被子上，就是卧在他床头上。你看侯登科平时，和这几个朋友干起来恶得很，但在这点上，他有柔弱的那一面，特别是对这个小猫。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他表面看着很刚强，有时候也很狡黠，笑起来，内心那些东西挺多，挺复杂。

《大师》：他自己的日记也说自己特别狡黠。

李少童：绝对是的。我没跟你细说，我头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对我不屑一顾。因为我也是那个感觉，我在忙的时候对别人，特别是做照片，做暗房的时候，就是那种情绪，他并不是失礼什么的，我理解。我到那儿我一说，我是1978年要搞一个全局性的展览，你是重点作者，我来给你发胶卷，他马上就笑了。

《大师》：您觉得这四个徒弟，在作品风格上，侯登科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你比较欣赏他的作品的地方在哪儿？

李少童：不知道他们都跟你谈了没有，侯登科那种变化。就是从成都研讨会之前，这是一个分界线。就是他第一次认识李媚，在研讨会上。在这之前，小本本上全是孔孟之道，格言什么的都有。一翻一本全是。回来以后，黑格尔，弗洛伊德等等这些都来了。侯登科比较深入，他做一件事，要做就做到底，做到极致。侯登科有这个特点，从来不放弃，谁半路动员他，你这个专题不行，有困难什么的，他不听，很有主见。

《大师》：老侯走了您的感受是什么？

李少童：痛心，可惜。他是个人才。如果是论成就，这几个人还就属侯登科成就最大。应该这样说。前一阵，去年我写东西的时候正好翻了一个数码摄影百期的纪念专刊，大标题就是百期当中不能忘记的图像大师。在数码摄影百期时段里面去世的一些摄影家，包括国际大家，侯登科排在第八位。马克吕布，亚当斯都是在百期时段里面去世的。他是排在国外这几位大师的后面的第八位，后面还有中国的两位。

《大师》：他拍麦客曾经在你家住过一段时间？

白涛：因为我们是通过1981年水害之后，李师父把我们四个人聚到一堆之后，这个时候就比较熟了，经常利用休息天，我当时是上夜班一天就是说，晚上光上班，下夜班可以出去转转，这个时候就约在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到周围去转转。

 应该说蔡家坡那个地方呢，还是侯登科、石宝琇、李胜利他们的发祥地。丰收之后他拍了一个接片当时非常兴奋，当时刚开始他也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认识也是这么一个过程。肯定就是宝琇刚才说的，关注人，关注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也是由表及里，慢慢地往里面进。这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去的时候，当时中国日报，就是英文版的中国日报给侯登科发了半个版，那个年代发半个版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蔡家坡的土地非常肥沃，园上园下，小麦种植量非常大，麦客非常集中，他多次去蔡家坡拍麦客，比如说他在蔡家坡去的时候，他在我家住。那小子一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因为当时已经有了自由市场，市场上有平台了，他拍麦客的时候有那个平台。麦客卖完菜以后，那个平台是光的。麦客都在那里睡觉，他就要赶早去或者晚上去，他就多次那样去拍。

 我觉得是他里面其中的一个叛逆性，他是有叛逆性的。不是说由于他去世了，那就是宝琇刚才总结的，睿智，这家伙极其刻苦，可能李胜利给你讲过，他为了拍麦客，他从麦客的出发地，跟着麦客扒火车，现在当然是彻底绝迹，你想扒都扒不成，铁路都把它封死了，任何人都不能上。那阵他就和麦客一样，迁徙，就是从东，来潼关这边开始割，往宝鸡，回到甘肃。

《大师》：你跟这些兄弟的交往当中，你觉得现在想起来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有吗？

白涛：有啊，我调到文化宫去以后，宝琇原来不是我刚才说的问题，宝琇和我们原来的主任关系不好，我去了以后，我们的主任也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觉得我们是一路的。起码就是说在做事上大概是一样的。可能跟我小有一点过不去，有点那个意思。侯登科听说了以后，拉着我就跑了，白涛，我们认识也不是很熟，到那去，替我打抱不平，你把宝琇和白涛他俩分开，他和你的矛盾是他和你的矛盾，白涛和你有什么矛盾？对不对？我原来在基层的时候，经常没胶卷，当时黑白胶卷是最好的，都是侯登科买好以后缠好，每次送我几卷。

 有时候我觉得他也挺多愁善感的。侯登科对我不太爆，我的性格我从来不和他在很多事上去争吵，或者什么。不像李胜利那么强势对他，李胜利虽然他俩关系最好，但是李胜利对他是很强势的。

《大师》：你觉得他拍片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白涛：吃苦耐劳，任何人都没法比。你看李胜利是少爷摄影家，这是我给他封的，我们一块出去，胜利拍片子也很投入，我们到那的时候，胜利有时候8点多不起床，但是我每次和侯登科一拍即合，5点走就5点走，我们愿意那什么。胜利可能拍得巧，他脑子比较活泛。

 侯登科可能就是吃苦耐劳，我刚才给你举的那个例子，和麦客坐着过去的火车你可知道？蒸汽汽车，绝对不是现在的动车，蒸汽汽车，煤灰啊，人下来都不像样，因为我在车站做值班员，整车整车的人都过来，他就坐在其中，跟着人家，人家从哪出发，跟着人家把麦子做完，跟着人家上车返程。

“对着粗人说细话，对着细人说粗话。”

《大师》：你最讨厌他哪一点？

白涛：赌博、喝酒。我最讨厌他这个，他喝酒有时候把不住门，尤其到后期，直到他不行了。就是说，直到他有病，但是没说确定是癌症的时候，那阵喝酒就和李胜利，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胜利是你把侯登科害死的。侯登科很苦闷，就他那个家庭，因为李胜利也特别能安慰人，语言技巧是非常好的。

 说老实话，我感觉侯登科这个人，凡是还有两句话，我觉得对我也是一辈子影响比较深的。他在社会里面混了，也说明他的聪明劲，说对着粗人说细话，对着细人说粗话。所以我感觉到，这也是他在摄影里面的立意，就是自己表现方法不一样的。可能也是一种根源吧。

《大师》：老侯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白涛：他确诊以后走得很快，但是这个潜伏期，说他肝上有问题，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起码有一年多，他到我们家，我就说，这一点我就很佩服侯登科，他刚开始觉得自己是乙肝，他到我们家去吃饭。人家主动就说，当时还没有完全确诊，主动跟我说，我是肝炎，吃饭你给我拿个碟子，公筷，这和别人不一样。侯登科就敢直接，就是把自己脱得光光的，让你看得明明白白。

 他走了，我觉得好像挺空的，我那个电话本还在，就是我们过去的铁路上的电话很多，他办公室的电话都很多。我觉得好像心里比较空落，因为侯登科，我觉得我和他能聊得来。他和我说话，没有和别人说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我们也经常探讨一些问题，关于过去一些片子思路上有一些问题，他一遍一遍根据他自己的感受跟你讲，那个家伙时常过年过节给你打个电话。他走了我感觉很空，一说我们四个，原来都是四大金刚，现在就剩我们三个人了。侯登科走了。

《大师》：如果让你也用很简单的语言来形容你心目中的侯登科，你会用什么词和句子来形容他？

白涛：宝琇都跟你说了，睿智什么的，我感觉到侯登科还有朴素。他有很强烈的那种平民意识，我感觉他这些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