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阿姆斯特丹的三位摄影家米伦登克(Ben Van Meerendonk)、谢勒(Kees Scherer)和威斯曼(Bram Wisman)把一次荷兰全国性的摄影比赛扩展为国际性的新闻摄影比赛。

　　这一国际性的新闻摄影比赛就是后来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简称“WPP”，通称“荷赛”)，由总部设在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主办。该比赛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威望极高的新闻摄影赛事，其宗旨是“促进信息的自由，不受限制地交流，鼓励高水平的专业新闻摄影”。

　　荷赛自1957年开赛以来，深受全球摄影师追捧。每年来自全球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五六千名摄影师的十余万摄影作品集中到阿姆斯特丹，由19名专家组成的一个独立的评审团对其进行评选。

　　一般而言，荷赛在每年的12月1日在其官方网站(www.worldpressphoto.org)接受参赛作品提交，在次年的1月15日左右截止(申请账号及密码在1月9日左右截止)，2月15日左右公布比赛结果。

　　中国摄影与荷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1959年，45位中国摄影家的55幅作品参加了第3届荷赛，最终45幅入围；29年后的1988年，新华社记者杨绍明以作品《退下来的邓小平》获得第31届荷赛新闻人物类三等奖，中国摄影在荷赛中实现奖项零的突破。

常河作品《中国动物园》

　　又过8年，也就是1996年，中国山东摄影师李楠以《聊城少儿杂技学校》获第39届荷赛艺术类单幅一等奖，这是中国首位获得荷赛一等奖的摄影师。

　　2000年，时任中新社摄影记者的王瑶，以纪录“中国舞蹈皇后”陈爱莲的《60岁重返舞台》获第43届荷赛奖艺术类组照一等奖，这是中国首位获得荷赛奖的女摄影师，而且还是一等奖。为了拍好该这个专题，王瑶前后跟拍摄对象共同生活了十几天，日夜观察主人公的一举一动。

　　截止2013年第56届荷赛，已有三十多位中国摄影师获过荷赛，其中，女摄影师3位，分别是王瑶、周馨、李杨。

　　迄今为止，中国军团夺奖最多的一届荷赛应属2009年的第52届，当时取得三金两银一铜的战绩。也是在这一届上，获奖的中国摄影师中，有俩赵青，姓名相同，性别相同。不同的是，一个赵青，来自北京青年报，以《北京电视上的奥运会》夺得体育专题类组照一等奖，作品从生活化视角表达家门口奥运会这一信息，以小博大取得完胜；另一个赵青，来自深圳晚报，以《北川幸存者》在震后家园废墟上生火做饭的画面获得一般类新闻单幅二等奖，也是以小细节见大情感的典范。地域上，一南一北；题材上，大悲大喜。

　　有句话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荷赛上也适用，从第一次获奖的作品《退下来的邓小平》到第一次获得一等奖的作品《聊城少儿杂技学校》，都具有中国特色，前者展示中国政治大人物的平凡一面，后者描述中国社会小人物的不平凡一面。

　　这一特点此后的诸多获奖作品都有体现，比如两度获荷赛的祁小龙，先是拍《中医针灸》后又拍《茶馆评书》，邱焰的《李小双体操学校》，王刚的《彝族牧羊人》，傅拥军的《西湖边的一棵树》，旷惠民的《湘潭纪念毛泽东》，都很中国。

傅拥军作品《西湖边的一棵树》

　　当然，在获奖作品中，也不乏“异类”，比如常河的《中国动物园》，李洁军的《复制战争》，方谦华的《被镉污染的橘子》以及区志航的《那一刻》。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题材选择上，都试图尝试新东西。

　　有些获奖作品的诞生也颇有趣味，比如摄影师李洁军，既是摄影记者，也是超级军迷，业余爱好收集各种军事仿真玩具，还收集小型沙盘，在家做演习，自得其乐地“还原”某次战役的过程。所以，用玩偶《复制战争》是一个军迷摄影师的另类战地摄影。

　　许少峰的《拆迁》，可谓“一波三折”，差点错失。据他回忆，事发当天上午，他接报赶到现场，拍了些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照片，当事人被劝下来后，他也回去了。午饭后，竟又接到热线，人又爬上去了。当时他还纠结去还是不去，最后还是去了。到了现场，还是那人，位置也跟之前差不多，为避免重复，许少峰就到附近天桥上拍出了这张获奖作品。

　　作为一个荷赛奖的围观群众，我想对摄影师朋友说的是，要想拍出好作品，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要保持自己的个性，拍摄自己感兴趣或熟悉的；要始终保持对摄影的热情，既要勤跑腿，又要多动脑。

　　至于参赛夺奖，这个可以有，但不是必须的。拍摄时，要努力，比赛时，要淡定。成功，不是一次结果，而是一个过程。